本文為中華女子學院管理學教授馬傳兵閱讀《數字經濟：內涵與路徑》一書所撰寫的讀書心得。前言
黃奇帆、朱巖、邵平三位專家的巨著《數字經濟——內涵與路徑》我終于看完了，感覺很震撼：黃奇帆、朱巖、邵平三位專家對數字技術的把握順手拈來，無論是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還是什么腦科學等等，似乎無所不通。正是由于對這些技術的熟悉和深度把握，才對數字經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建構。如果僅僅是就經濟論經濟，未免浮于表面。這就是學問大家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這本書把數字經濟的理論體系已經基本構建起來了——東方的哲學思想作為哲學方法論，現代的數字技術作為支撐，先進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動態平衡發展作為數字經濟的主線，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平臺作為組織形式，數字金融是數字經濟背景下的一種新的金融生態（也是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相結合的典范），數字治理是數字經濟背景下政府職能轉型的必然結果，也是先進生產力對上層建筑提出的變革要求。全書敘事宏偉，立意深遠，體系完整，資料詳實，案例豐富，已經深度觸及并指出了數字經濟的實質及其對當今世界的影響和未來的發展前景。第 4 章和第 8 章，以及散見于其它章節當中關于生產關系的論述，體現了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高度敏感性和學者的強大的社會責任感。對于爭做數字生產關系的創造者的號召，在學術界可以說獨一無二。
受黃奇帆、朱巖、邵平三位專家巨著的影響，響應“爭做數字生產關系的創造者”的號召，突然有一種要對數字經濟背景下生產關系進行剖析的沖動。雖然才疏學淺，不一定能夠勝任，但決定還是要一試，把觀點和思路亮出來，接受大家們的批評指正，也是一種學習和進步。那就借助《數字經濟：內涵與路徑》的部分觀點，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專著提出的數字生產關系進行一些膚淺的分析，算是作為對黃奇帆、朱巖、邵平三位專家巨著閱讀的一種體會吧。
馬克思說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一種生產要素，創造了先進的數字生產力，與之相匹配，也需要有先進的數字生產關系與之相對應。動態的生產關系主要涉及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等環節，我們先從數據的商品屬性和利潤等問題談起，從幾個環節入手，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數字生產關系的特點和規律。
數據成為一種生產要素，這在過去是沒有想象到的，因為在過去的農耕時代和工業時代，數據的生產受社會生產條件的限制，數量有限，質量有限。數據的供給不足，那么數據的使用價值也就不高。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等等數字技術為數據的大量生產、儲存、傳播提供了條件。而數據的生產速度也越來越快，數據的交換成為了一個獨立的交易量巨大的市場。
當數據成為一種可以交換的生產要素時，它已經具有了物質屬性，在交換中成為商品，也就具有了價值，在交換市場上可以用貨幣（《數字經濟：內涵與路徑》一書中探討了數字貨幣，數字經濟時代貨幣主要是數字貨幣）為媒介進行交換。它的價格取決于生產數據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供求關系。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了它最基礎性的價值，但是供求關系又決定了它的價格與價值的背離。
在傳統的社會生產技術沒有完成升級換代之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由傳統的生產條件決定的。當個別先進的技術應用于生產數據的時候，生產數據的個別勞動時間遠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實際耗費的人類活勞動遠小于同類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勞動，也就是個別勞動時間小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是產品的交換價值仍然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這時候耗費成本比較小的、個別勞動時間比較少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數據商品就可以獲取超額利潤。這就是那些掌握了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等先進技術的數據生產企業，通過數據加工可以獲得超出其它一般企業的超額利潤的主要原因。超額利潤可以說是效率提升帶來的利潤，有的學者稱之為“效率利潤”。
作為投入了大量資金和人力物力進行研發的先進的技術，無論是人工智能、區塊鏈還是云計算，它們成為一種數據生產技術，對于企業來說是一種固定資本。作為一種固定資本投資，在生產數據商品的過程當中，它的一部分價值也以固定資產折舊的方式轉移到了新的產品當中。因此先進的技術所生產出來的產品，一般來說價格比較高，獲取的利潤也比較高。這里面還包含了一部分壟斷利潤。是因為先進技術本身的超前性和獨一無二屬性，導致了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自然而然地帶有一種壟斷屬性，這種壟斷屬性也導致了產品的稀缺性，按照市場的供求規律，市場價格也必然會比較高。而擁有這些產品的所有者，也會利用這種市場地位人為地提高產品的價格，以獲取更高的超額利潤。這就由自然壟斷屬性上升為社會壟斷屬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壟斷資本家往往充分發揮自己的這種壟斷地位，保證自己獲得更多的壟斷利潤。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具有了商品屬性也就具有了價格，而且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所以數據商品所帶來的利潤往往都是比較高的。這不僅僅是因為數據商品所凝結的個別勞動時間比較少，遠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利用新的技術進行生產所帶來的價值轉移比較多。而新技術本身的壟斷屬性，又導致了數據商品本身的稀缺屬性和資本家對數據商品的壟斷性定價，從而給數據商品的所有者帶來了超額的壟斷利潤。
在數字技術不斷擴張、導致傳統產業也發生技術升級，進而實現產業數字化的時候，整個社會的生產條件完成了升級換代，進入真正意義上的數字經濟時代。在這個過程中，數字技術成為整個社會大生產的必要條件。對于單一企業來說，表現為固定投資的增加，管理手段的提升，生產經營效率提高，生產成本下降。所生產的產品耗費的個別勞動時間相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言減少了，因此獲得的利潤增加了。在產業數字化過程中，越是領先的企業，越是能夠憑借短期的技術優勢和壟斷地位，獲得超額利潤和壟斷利潤。
價格、價值、利潤關系圖
以上的論述是建立在一般商品屬性的基礎上，關于數據這種特殊的商品，很多專家認為可以低成本復制，可以海量積累，具有自我繁衍性，所以不具有稀缺性。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是對的。數據的總量總是在增加，數據可以重復使用和低成本復制，但是它成為商品的前提必須是具有稀缺性，否則可以免費獲取，那么也就失去了商品屬性，難以要素化、資本化，不能實現價值增值。在被以商品銷售之前，知識產權的存在會保護被加工過的數據不被免費復制，不被低價使用。如歌曲光盤，或者網絡軟件，如果被破解之后是可以免費下載或者復制，但是違法的。光盤在消費者購買之后可以多次復制，在沒有被購買之前是受法律保護的。而且購買之后的復制不能用于盈利性行為。所以，數據的非稀缺性是指總體數量而言，并不否定投資者專門加工生產的數據的商品屬性。
關于數據的定價，《數字經濟：內涵與路徑》專著認為可以比照專利、知識產權的定價機制，也就是承認商品數據的壟斷屬性和受法律保護的特性。數據的可重復交易而帶來的邊際收益遞增，屬于動態影響因素?？芍貜徒灰椎臄盗恳幠？赡芤欢ǔ潭壬嫌绊懶碌亩▋r，這里面還要考慮市場競爭和維護市場份額的營銷因素，數據商品所有者通過降價打擊新進入者或者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數據商品的初次定價，一定是綜合考慮了勞動時間決定的生產成本、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平均利潤水平和自身的定價權的大小。從利潤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數據商品的初次定價和利潤，一定是包含了三個部分：生產成本、超額利潤和壟斷利潤。
數據的生產過程分析與“智慧人口紅利”
當數據成為一種商品，可以進行交換的時候，那么對數據本身進行加工和生產，就成為了一個牟利的過程。這就需要購買生產資料，雇傭勞動者進行生產和加工。數字經濟條下的生產資料是通過軟件、區塊鏈、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先進的數字生產技術來進行的。這些生產工具一般是需要企業投資研發，或通過外部購買獲取。無論是投資研發還是對外購買，一般來說預付資本比較大。購買的生產工具必須保證其先進性和有效性。所雇傭的生產者必須能夠熟練地操作這些生產工具。因此數據生產工人也就成為了在這個生產環節不可缺少的一個因素。
我們假設雇傭數據生產工人花費的貨幣為A，購買技術或者研發耗費的貨幣為P0, 那么數據生產工人和數字技術為代表的的生產工具相結合，才能使數據生產得以開展。我們用…… P……來代表生產過程?？梢杂孟率龉絹肀硎荆?/span>
對于一個國家和社會來說，數據生產技術的水平如何、數據生產工人的隊伍數量與規模如何決定了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實際上是數字技術全方位擴張的一個過程，是社會生產條件整體升級換代的一個過程。升級換代的速度越快，規模越大范圍越廣，這個國家和社會的數字經濟就越發達，越先進，越成熟。所以在數據的生產過程中，數據生產工人的熟練水平，決定了數據生產的效率。數據工人越是熟練操作生產工具，越能夠生產出更多的有用的商品數據，也就越能夠在社會商品數據價格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獲得更多的社會財富，創造更多的相對剩余價值，企業的超額利潤會相對增加。
朱巖教授認為利用區塊鏈等信息技術可以保證每個參與方的對等性，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釋放每個勞動者的創造力，此現象在《數字經濟：內涵與路徑》一書中被稱之為“智慧人口紅利”。因此，一個國家的數據生產工人數量越多，水平越高，這個國家所獲得的“智慧人口紅利”就越大。尤其是借助數字化時代特殊的生產形式和對勞動者潛能的挖掘，“智慧人口紅利”會越來越大。這些數據工人都屬于腦力勞動者，而腦力勞動屬于復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倍加，所創造的價值更大。借助特殊的社會生產方式，所創造的財富也就越多。從資本積累的角度而言，對于一個國家是好事。當然，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占主體的國家中，這個財富會被資本家所占有。但是對于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而言，這個資本積累完全可以為國家和社會所用。因此，“智慧人口紅利”越大越好。新的經濟形態對智慧人口的需求增大，數據生產工人的社會需求在增加，高素質的數字化勞動力還處于短缺狀態，需要國家通過一系列的政策來鼓勵發展和培養。
一是要承認數字化勞動力的合法地位，尊重數字化勞動力的合法權利，使數字化勞動者成為受尊敬的社會勞動者。新的經濟形態出現新的勞動崗位，這需要國家從法律層面予以確認和肯定，給予數字化勞動者相應的法律地位。并按照勞動法保障數字化勞動者的合法權利，避免出現超長的勞動時間和過重的勞動負擔，導致 996ICU 現象的出現。
二是優化數字化勞動力的發展環境，加快培養數字化人才。要從教育、生活、工作等諸多環節入手，關心和優化數字化勞動者的學習、生活、工作環境，使他們能夠舒心健康地工作與生活；并利用先進的數字技術，探索社會化培養途徑，批量生產數字化工人，使數字老師、數字醫生、數字服務員等數字工人批量出現和成長。
數據的交換過程與分配原則分析
經過生產加工之后，數據成為產品，只有經過交換，為社會所用，才能成為商品。價值轉換為交換價值，企業才能收回成本實現盈利，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才能從社會的角度得以實現。只有經過交換，數據商品才完成了價值增值的歷史使命。這是數字經濟時代，數據作為特殊的商品，所承擔的時代任務。這時候，數據資本化，成為整個社會資本循環的一部分。我們可以用公式來表示。
在這個過程中，生產出的數據產品 W0，經過交換，轉化為貨幣 G，實現價值增值。這個貨幣 G 比最初預付在數據生產工人A和數據生產資料 P0 上面的貨幣額增加了，投資者因此獲利，工人獲得工資。投資者付出了預付資本，因此要獲取收益，主要表現為利潤。由于數據商品的特殊性，投資者不僅僅滿足于按照產品的價值進行銷售，他或利用自己的市場地位和數據商品本身的稀缺性，進行壟斷性定價，從而在獲取超額利潤的基礎上再獲取壟斷利潤，實現自身利潤的最大化。生產工人則按照自己在勞動中所付出的勞動時間，獲得自己的工資。這完全取決于投資者對利潤的追求程度，如果投資者想要追求更高的利潤，那么工人的工資就會少一點；如果投資者稍微仁慈一些，那么就會給工人工資多一些。由于熟練的數據生產工人，如軟件工程師等，也是稀缺的，投資者往往為了更長遠的利益，愿意在某一段時間給這些數據生產工人較高的工資。甚至對于一些特殊人才，還會給予股權期權等方面的獎勵。這都是服務于投資者對于利潤的追求的。股權和期權只是激勵措施，并不影響投資者對于整個企業的決策，企業的經營管理權還是掌握在大股東手里。
通過這個交換過程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
一是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生產工人獲取勞動報酬仍然是按照勞動時間取酬，屬于按勞分配原則。不過他們的勞動屬于復雜勞動，獲取的報酬相當于其他行業而言，水平相對較高。
二是在數字經濟時代，投資者獲取報酬的方式仍然是利潤，預付貨幣資本，最終要實現價值增值。因此，按照要素分配，也具有時代的合理性。因為沒有預付資本，整個社會資本就難以循環起來，資本也不會實現價值增值。這個過程中，企業家才能也會發揮一定的作用。所以，按照要素分配的原則也是普遍存在，合理合法。
三是在數字經濟時代，投資者獲取的利潤不僅僅包含了對數據生產工人剩余價值的剝削，還包含了通過價格壟斷對消費者的剝削。因此，為了社會的發展，國家有必要出臺相關政策，限制過度壟斷行為的發生，對數據商品進行最高限價，對投資者的利潤水平進行監控，避免社會福利的損失。
經過交換之后，數據商品進入消費領域。一個是生產領域的消費，作為生產資料的一部分，繼續進行價值轉移；一個是生活領域，作為純粹的生活消費資料進行消費。進入生產領域的數據商品再次開始了新的資本循環，這里就不展開論述了。
進入生活領域的數據商品，充分發揮其使用價值，如歌曲光盤，可以為消費者帶來愉悅，放松心情。如果消費者覺得物超所值，那么個人所獲得的的心理感受會很好，消費者剩余比較多。生產者和消費者處于一個良性互動中，數據商品的品牌形象會因此而提升。相反，如果數據商品帶來的消費體驗不是很好，如聲音變質、刺耳，影響聽覺感受，生產者和消費者因為產品的質量而產生矛盾，消費體驗的差評會帶來數據商品品牌形象的下降。所以，消費領域生產者和消費者仍然存在著聯系。
這時候我們回到數據產品的特性，看數據產品的可復制性，對于消費者而言就沒有意義。低質量的數據產品，不能帶來良好的體驗，那么這種低成本甚至免費的復制都是不可能發生的，邊際收益不會遞增。因此，數據產品的定價，從理論上來講，只應該考慮成本和利潤的大小，其他的影響因素都屬于市場因素，是不確定的。不能把不確定的因素看做是數據商品定價的關鍵性因素。
消費領域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系是平等互動的。消費者根據數據商品的價值付出價格，獲得數據商品的使用價值。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互動可以提升企業品牌形象也可能降低企業的品牌形象。
《數字經濟：內涵與路徑》一書中，對于數字時代社會組織的特點進行了總結，認為敏捷組織、開放組織、數字化工作方式、自組織的組織集群等構成了數字時代社會組織的主要特點。那么，我們就針對這四個特點進行一些分析。
01、對于敏捷組織的分析
在數字時代，傳統的作業組織形式已經轉變為敏捷的組織形式。無論是在生產交換還是消費領域，組織都會進行快捷的反應，滿足顧客瞬息萬變的需求，靈活應對各種問題，靈活決策，并制定相應的競爭策略。在生產過程當中，組織會根據市場的需求及時調整生產的數量規格和產品的質量。在交換領域也會采用靈活的營銷策略，對產品的定價進行靈活的調整。這更有利于邊際收益的遞增和自身利潤的最大化需求。
這種組織形態下，顧客需求和用戶的價值成為企業關注的重點。網狀形態的信息流向，在數字技術支持下，導致信息獲取極其充分，能夠滿足組織快速反應的需求。這也就保證了組織與顧客的良性互動，從而導致組織在流量獲取和銷售規模方面始終保持一定的優勢，牢牢把握市場的主動權和壟斷定價權。因此敏捷組織的存在并不改變企業壟斷利潤和超額利潤的構成。
02、開放組織的分析
開放型的組織與敏捷組織是相對應的，開放型的組織能夠保證信息、資源、創意能力等迅速快捷地傳遞到企業決策系統，使各個部門真正能夠快速反應。在這種組織關系中，個體與企業也越來越自由。個人發揮的空間比較大，非傳統的雇傭形式更能夠調動大家的生產積極性。這從生產的環節來講，可以激發大家的潛力，提高勞動生產效率。靈活的組織形式，靈活的信息獲取形式，開放的快捷的信息獲取形式，都導致從決策到生產到交換更加有效率。勞動者對組織的忠誠度，消費者對組織的忠誠性都得到強化。企業的市場地位和獲取壟斷利潤的能力進一步增強。
03、關于數字化工作方式的分析
在數字經濟時代各種軟件給工作方式帶來了新的變化。使在線辦公成為一種新的工作方式。而且通過在線辦公，實現了業務協同，構建了新的業務生態。這種新的辦公形式突破了傳統物理空間的限制，并且提高了協同的效率，增強了上下游主體之間的聯系互動。這種上下游主體之間的溝通與互動帶有管理思維，對于企業節省成本，提高效率，提升產品質量都是非常有幫助的。這又進一步鞏固了價值鏈條，使產品的價值得以增加。從這個角度來講，似乎與馬克思時代所講的價值增值有所不同。馬克思所講的價值增值是建立在單一的不可逆的價值鏈增加鏈條之上。這種上下游的互動，實際上又增加了新的人類活勞動，使產品的價值在原有的基礎上又獲得了新的賦能，因此產品的價值再次增加。這是互聯網背景下數字化工作方式所帶來的價值鏈的改變，也是在馬克思資本價值增值的基礎上所帶來的一種新的價值增值方式。
在上下游的互動過程當中，以企業為核心發出溝通的請求，輸出的是管理思想，借助的是數字化的管理手段。這個過程耗費了管理者一定的腦力勞動。而平臺軟件或者平臺系統本身也實現了價值轉移。上下游主體的互動與配合也會耗費一定的勞動時間，是體力與腦力的付出。這些社會勞動的耗費需要以商品的形式得以體現。因此，在價值鏈條當中進行循環的數據化商品就成為了社會勞動的價值載體。所以在這種技術條件下，生產出來的產品價值進一步增加。
04、自組織的組織集群分析
由于產業集聚的需要，在數字經濟時代會出現自組織集群。這些組織集群有三種類型：蜂窩型、專業市場型和主企業領導型。在生產鏈條體系中處于不同生產環節的中小企業聯合組成蜂窩型組織集群。通過聚集在一起，相互支持，減少了交通運輸和溝通協調等方面的成本，也就節省了社會勞動，提升了產品的競爭能力。這是一種社會勞動時間的節省，使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第二種是專業市場型組織集群。它需要依附于專業的銷售網絡或者市場形成前店后廠的組織集群形式。如日本的7-Eleven很早就把前店后廠的供應商、加盟商、服務商全部組合在一個大的數據平臺上，同時能夠很好的滿足顧客需求，不斷提升單店的銷售額和毛利率。這種數據平臺能夠最大化地進行信息處理，解決生產銷售銜接問題，最大化地降低成本，也是對社會勞動的一種節省。它是在同等社會條件下，通過數據化平臺的管理手段，從生產環節到運輸與銷售環節降低自己個別的勞動時間，從而節省生產和運營成本，提高自身利潤空間。
第三種是主企業領導型組織集群。這個集群中存在著一個控制能力特別強的領導型組織。對整個市場價格的制定和成員的協同，都有絕對的領導能力。如美國的耐克，由于自身品牌原因和對市場的控制能力比較高，可以保證對整個集群的領導，尋求更低的勞動力成本，保證自身的利潤空間。這仍然是通過對社會勞動的節省來提升自身競爭力的一種手段。
所以綜上而言，這些組織集群實際上是通過外部協同創新來發揮資源優勢，實現整體的成本下降和利潤空間的提升。在自身生產交換等環節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外部社會協同所帶來的社會勞動的節省，相當于是自身的生產條件發生了變化，由此而導致自身產品所耗費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獲得超額利潤。
借助《數字經濟：內涵與路徑》一書中的一些觀點，運用馬克思的資本邏輯對數字生產關系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在數字經濟時代，勞動價值論仍然沒有過時，按勞分配在生產資料公有制背景下仍是主要分配形式。只是生產的方式、生活的方式發生了改變，組織形式也發生了改變，這些新的特點并不改變勞動創造價值的基本原則。單一的不可逆的價值鏈被改變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但是也并不否定勞動創造價值的根本原理。多元的多環節的價值創造節點，是活勞動在新的技術條件下通過不同的工作方式和不同的生產工具，在不同的環節對共同的勞動對象進行加工改造的一種特殊方式。它仍然是人類活勞動的耗費，仍然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它的價值。因此，在生產資料公有制背景下，按勞分配將仍是最主要的分配形式。
第二，在數字化時代數字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仍然是產業工人，他們是“智慧人口紅利”的創造主體。所以數字化勞動力應該得到尊重，他們仍然是社會財富的創造主體。應該按照按勞分配的原則給他們發放足以維持其體力腦力恢復以及家庭成員生活所必需的工資。一個國家在數字化建設過程中，數字化產業工人越多，“智慧人口紅利”也就越多。
第三，在數字化時代，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只有參與資本循環過程才會產生價值增值，按要素分配仍然有合理性。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也出現了資本化傾向。社會化資本循環的模式沒有發生改變，資本仍然是要尋求價值增值。數據只有資本化，參與資本循環過程，才會發生價值增值。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由于數字技術的壟斷性，導致壟斷利潤和超額利潤始終存在。企業按照預付資本的多少來獲取自己的超額利潤和壟斷利潤。按要素分配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過高的壟斷利潤會損害社會福利，因此國家和政府需要從政策層面對于數字化時代平臺企業的壟斷利潤進行限制。
第四，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時代社會化生產條件整體升級換代的一種必然手段。在這個過程當中，越是領先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實現數字化升級，就越是在世界性競爭中處于有利的地位。因此國家和政府要盡早設立專門的政府機構，如數字經濟管理局，對數字經濟的發展進行領導和管理。
第五，數字化時代熟練的數字產業工人勞動水平的高低決定著數字經濟的質量和數字財富的多少。因此要從戰略高度對于培育和壯大數字化勞動力隊伍，給予高度重視。要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和舉國體制的優勢，利用先進的數字技術培養規模龐大、技術熟練、愛崗敬業的數字醫生、數字老師等數字化勞動力隊伍。
第六，在數字化時代數字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由此也帶來了組織形式的變化。敏捷開放的組織形式層出不窮，平臺經濟、共享經濟成為社會的主流。傳統的用工形式發生改變，人們的關系變得更加平等，社會化信用體系變得更加可靠。因此國家要從法律層面上對于企業的組織形式，社會化信用體系的建設，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從法律的層面提供符合數字化時代要求的制度保障，以保障數字化經濟能夠科學、規范、有序地發展。
第七，要對數字化時代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化進行跟蹤研究。新的組織形式，新的交往形式，新的生活方式改變了人們彼此的關系。數字化空間的存在開拓了人們的活動空間。國家和政府要在在社會風俗、倫理習慣等方面予以引導，力爭使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數字經濟相結合，形成新的文化生態和社會倫理，以促進社會主義新時代數字化社會生態的發展。
[2]黃奇帆 朱巖 邵平，《數字經濟：內涵與路徑》，中信出版社，2022年8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