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22 日，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產業轉型顧問委員會委員、全球財富管理論壇播出 GAMF 論壇執委會主席、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教授與斯坦福大學商學院Philip H. Knight教授及名譽院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教授(Michael Spence)的學者間對話，就全球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各項重大議題及后疫情時期復雜形勢下的大國合作進行探討。對話由全球財富管理論壇組委會副總干事、中國國債協會會長孫曉霞女士主持。
斯賓塞教授首先提出，在疫情陰影籠罩之下，供應鏈緊張等問題尚未得到完全緩解，2022 年的全球經濟發展仍將困難重重。發達經濟體陸續加息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脹的內部蔓延，但鑒于全球經濟金融的相互交織，短期內加息的溢出效應或許會導致部分脆弱的發展中經濟體出現資本外流，存在局部金融動蕩的可能性，但總體而言，尚不致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
在討論到應對潛在危機的問題時，兩位學者均表示，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的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需要盡快務實地擱置爭議，攜手合作，共克時艱。大國間可以在應對氣候變化、促進可持續發展以及向全球提供疫苗等公共領域展開充分合作，進而逐漸擺脫部分外部因素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經濟合作造成的阻滯，彌合全球社會逐漸分化的局面，以經濟發展為主題，引導國際關系重回正軌。
當談到經濟轉型時，兩位學者都認同數字經濟的發展將使生產率得到大幅提升。數字技術的大規模應用，將推動除經濟外的衛生、教育以及很多其他領域實現包容性增長。他們共同指出，在數字平臺企業帶來經濟新動能的同時，如何平衡監管與創新，是擺在各國當局面前的現實課題?；谶^去幾年各國平臺經濟發展和監管的經驗，他們認為，既不能指望私營企業自律自治，但也不能由政府一刀切地粗暴干預，各國可以在這類創新事物的監管方面互換經驗，開展合作。另外，斯賓塞教授還特別指出，將數據匯集并進行廣泛共享，是發揮數字經濟優勢的必要前提。
在談到經濟轉型問題時，兩位學者一致認為，世界與過去三、四十年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無限供給的發展模式快要走到盡頭，世界經濟將面臨供給約束。無論是“數字化轉型”還是所謂的“能源轉型”，都會造成短期的社會摩擦。鑒于社會對摩擦的容忍程度正在不斷降低，各國應攜手共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不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轉型沖擊，還將促進國際關系良性發展。
最后，在談到中國未來經濟走勢問題時，白重恩教授指出，中國的經濟模式正從廉價勞動力驅動轉為技術創新驅動，這可能會對世界經濟運行產生影響；同時，斯賓塞教授預計，中國經濟的相對高增長將至少持續到下個十年。
以下是對話文字整理。
首先請允許我向斯賓塞教授提出一個問題，之后我把時間交給兩位經濟學家進行對話。我的問題是，您如何預判 2022 年全球經濟形勢，特別是世界經濟在 2021 年出現的由需求不足轉向供給約束這一局面，在 2022 年是否還會持續？通貨膨脹、利率等因素的變化，將會對資本市場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我認為，2022 年將是坎坷而艱難的一年。疫情并未真正結束。那些日積月累的供應鏈緊張問題尚待紓解。毫無疑問，眼下持續的通脹壓力遠超我們一年前的預期。無疑這將影響貨幣政策、資本市場以及各類資產的相對價格。此外，全球經濟體債臺高企，我預計這會帶來一些市場波動。在這種情況下，前面幾位發言人已經有所提及而我也十分同意的是，某種程度上，全球經濟或將掙扎著回歸到潛在增長水平，但這個過程不會一帆風順，可能會發生許多意外。
您提到，持續的通脹壓力將超過多數人的預期。正因如此，一些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或將轉向。您認為這種變化將對世界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包括這些發達經濟體自身、中國和其他仍受疫情嚴重影響的新興經濟體。
以美聯儲為例，我認為中央銀行的處境非常尷尬。2021 年年內，我們發現經濟模式迅速地從以往危機后的需求約束型轉變成當下的供給約束型，并希望這只是個過渡，因此通脹預期和推動通脹上行的力量也是暫時的。我認為，這最多只是部分正確。美聯儲本希望供應鏈阻滯及通脹壓力消退從而恢復供給，一定程度上滿足疫情之后出現的需求激增。但我認為，美聯儲迫于信譽的考量必須去控制通脹，以壓降需求的形式重建平衡。如果這個判斷大致正確，那么至少在中短期內，會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帶來限制和阻力。我認為，由于全球經濟的高度一體化，該影響還將在一定程度上外溢。
過去，當發達經濟體收緊貨幣政策時，一些新興經濟體因此而受到影響。新興經濟體可能出現資本外流，這可能使它們面臨比較大的問題。而這次，新興經濟體更加脆弱，因為一些新興經濟體的疫苗接種率仍然很低，疫情的影響仍相當大。若美聯儲和其他發達經濟體及其央行收緊貨幣政策，新興經濟體出現資本外流，就會對這些市場造成很大沖擊。這是否會引發某種形式的全球金融危機？
有可能。對您的這個問題，換個說法，那就是我們是否將再經歷一次縮減購債規?？只?？我認為倒不一定，因為上次縮減購債來得突然且出乎意料，導致了過度的資本流動?，F在我們面臨的情況不同。我認為，經濟實力強的中等收入及中高收入新興經濟體其實并不脆弱。中國沒有什么特別值得擔憂的地方。但如您所言，不少國家仍未很好地將疫情控制住，醫療資源十分有限，財政空間也很小，這些國家受到全球經濟狀況影響而越發脆弱，負債率進一步抬升。因此，我認為無論是否收緊貨幣政策，這些國家的主權債務市場均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波動。再加上現在極有可能出現的貨幣政策緊縮，至少美國如此，那么我預計會出現實質性波動。但我判斷這種波動不會演變為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危機。
所以您預計 2022 年將充滿坎坷和困難，但不會發生國際金融危機。既然人們都預期這些變化會發生，那么發生大規模金融危機的概率可能不高。然而，事情往往出人意料。我們先姑且認為會發生金融危機。在過去，特別是 2008 年，我相信中美及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合作，特別是這些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和財政部之間的合作，在減輕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方面非常重要。然而，這一次，不同國家尤其是中美之間，協同合作的氛圍可能與 2008 年大不相同。您對此怎么看？
這是一個好問題。中美關系無疑正面臨重重困難，在我看來，兩國因過度強調戰略競爭而忽視戰略合作，導致兩國關系失衡。但我認為，當危機來臨，兩國央行會攜起手來，共克時艱。我認為唯一的風險是某些外部干預。中、美、歐的高層都是最具智慧的人，面對危機，目前來看最有可能的結果是我們展開新一輪合作，以應對系統性的不穩定。
各國央行行長及財政部門的負責人們遠見卓識，應該會在發生金融危機時進行合作。然而，外部因素可能會讓合作變得困難重重。但愿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此外，中國和美國面臨著許多共同的挑戰。正如您之前提到，目前兩國關系沒有之前那么好。除了發生金融危機時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協調外，您認為哪些領域的合作最為重要？面對共同的挑戰，兩國還應在哪些其他領域更密切地進行合作？
事實上，我認為有很多領域可以進行合作，得看具體哪個領域。比如我們都面臨著可持續發展的挑戰。我認為，在這方面兩國對合作有了一定程度的承諾。在促進可持續發展及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關鍵在于我們必須開發能夠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的技術，而且我們必須分享這些技術，使其能夠真正暢通無阻地應用到全球經濟的各個領域。我想這是我們成功應對所面臨挑戰的必要條件。美國存在公平問題。數十年來，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問題愈演愈烈。此外，我們大多數人都注意到，中國重申了對于實現共同富裕的承諾。應對這些挑戰絕非易事，但我們可以就這些領域進行交流，尋求最佳解決方案。此外，我們還面臨很多其它挑戰，比如我們必須控制住疫情。我們需要合作以使世界大部分地區完成疫苗接種。目前，低收入國家的疫苗接種率仍然很低。面對新冠病毒的一系列變種、持續低迷的經濟、特別是疫情導致人力成本攀升，提振疫苗接種率是一條出路。為消除疫情，這也是一個需要合作的領域。
我認為有很多問題與數字技術和平臺的監管有關。我們看到了歐洲和美國在監管方面的動作，當然也包括中國。這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另一個我們可以得益于共同開拓，或者至少嘗試共同開拓的領域。我們可能并不會按照完全一樣的方式去進行監管，但至少我們可以分享見解，嘗試通過必要的監管實現穩定、公平、公開競爭、數據安全等目標。盡管我們監管的方式可能不同，但這是我們面臨的共同挑戰。我希望，至少在今后幾年間，我們可以重啟以前那樣富有成效的對話。
所以，您希望未來幾年內情況有所好轉，兩國可以相向而行，就某些問題深入探討。實際上，在氣候變化會議上，中美兩國確實發表了聯合聲明。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信號。因此，在氣候變化的挑戰對世界帶來的影響的嚴重程度上，似乎存在著國際共識。然而，對于誰承擔多大的責任以及如何應對氣候變化挑戰，仍然存在分歧。您之前提到共享技術很重要。有些國家開發了非常好的技術，既經濟又易于使用。只有在技術分享和貿易流通不受國際關系限制的情況下，技術分享才有可能實現。那么面對這一共同挑戰，我們如何克服外部干預，拿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呢？
讓我從兩個方面來切入這個問題。雖然不易實現，但解決方案就是求同存異，嘗試區隔諸如國家安全等讓我們產生矛盾、阻礙合作的領域，以協議的形式將可合作與不可合作的領域進行剝離，避免以這些問題為借口阻礙合作。從博弈論角度來講，這樣我們就可以在經濟與技術領域深化合作。如您所言，氣候變化挑戰是如此重要和緊迫，我想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們可以克服分歧的領域。我想說的是，對美國而言，國際關系議程已經相當程度上被國家安全機構所主導。所以至少在我看來，已經發生了失衡。我們要重構平衡，對美國的挑戰是既要認識到面臨國家安全方面的問題，就像中國和其他地方也面臨這樣的問題一樣，同時在經濟治理和我們談到的其他一些問題上，兩國還存在重要的合作契機。不過，我們必須努力改變目前的方向，才能促成合作。
我認為您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嘗試把與安全有關的問題同其他問題區隔開來，劃定界限，這樣我們就能夠在其他問題上展開合作。但是，這個界限似乎很難劃定。
現在出現了一種趨勢，就是把對安全問題的關切泛化到許多其它領域。我們需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安全方面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是，美國有些人就是不希望看到中國經濟或中國社會取得成功。其實這并不是一個直接的安全挑戰，而是守成大國不希望新興大國成為更強大的競爭對手。這讓局面變得更加復雜。
我同意您的說法。有一小部分人，就是不希望看到世界人民都過上好的生活。我認為問題的核心在于，我們需要更好地理解彼此的目標。目前兩國都存在一些有偏差且起反作用的觀點，讓我們很難達成共識。毫無疑問，就美國而言，我們處于一個政治和社會兩極分化的局面，這使得許多方面的治理變得困難，也使得美國與中國的穩定合作變得更難。
剛才我們談到潛在的合作領域時，您提到了數字經濟。您認為數字經濟是如何改變整個經濟和社會的？對哪些方面的影響最大？
簡單來說，數字經濟的影響將無處不在。我認為，我們正處于經濟大規模數字化轉型的早期階段。這是我們第一次在經濟的關鍵層面實現自動化，涉及決策、交易和控制權等。幾個世紀前，我們經歷了一場工業革命，但控制權仍牢牢掌握在人的手中?，F在我們踏上了一段新的旅程。我相信我們正處在這段旅程的早期階段。數字經濟影響了很多領域，在這些領域創造了巨大機會。除了經濟領域外，衛生、教育以及很多其他領域也在推動包容性增長。我們可以在很多國家清楚地看到這一趨勢，包括在中國，我希望大家看到了這一趨勢。我們可以看到印度也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我希望這可以發生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我曾公開表示，如果我們沿著數字平臺經濟的道路一路前行，生產率將再次實現大幅跨越。
雖然當下生產力還未迎來跨越式提升，但在一部分人看來，至少是有這個可能的。隨著社會老齡化等問題的出現，生產力的跨越式提升將大有裨益，尤其當數字經濟在世界鋪開的時候。誠然，發展數字經濟并非沒有挑戰，但我認為，在各種數字技術加持下，包容性增長、可持續增長將釋放巨大潛力。我就不一一列舉了，但為了實現目標，我們必須著眼于實際問題，比如至關重要的數據安全問題。若沒有數據安全，所謂“數字經濟”將地基不牢地動山搖。我認為，數字治理架構將出現某種程度的割裂，因為各國都希望將數據的物理存儲介質放在自己境內，從而以其認為適當的方式保持控制權并對其監管。再比如隱私問題以及對市場壟斷的管制等問題，只有這些問題得到了妥善解決，我前面提到的數字經濟所能帶來的種種好處才能實現。
如您所言，平臺型公司可以在實現包容性經濟發展方面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您還提到，出于平臺經濟的特質及公平競爭的原因，有必要對其進行監管。一般而言，這些平臺型公司的龐大規模給其帶來了很強的市場話語權。因此，迫切需要對其進行監管。另外，您還提到我們踏上一段新的旅程，即面臨著數字平臺監管這一新問題。我們還沒有搞清楚應該如何對其實施監管。我們要找到一種平衡，在適當監管的同時為其留有足夠的空間，使其能夠發揮提高生產力、促進包容性增長的作用。如何達到這一平衡仍有待探索。您對此有何建議？
我只談我觀察到的情況。我和不少人觀察到，全世界的創業活動都在爆炸式增長。就在不久之前，我們還認為，至少在先進技術諸如數字領域，創新還只在小范圍之內發生。但這種情況已經有所變化。我的意思是，現在有趣的創業公司無處不在，企業規模迅速做大。有很多方法可以為此佐證。我們可以看一下獨角獸和獨角獸的主要來源地。在美國，獨角獸的估值很快就可以達到 10 億美金級別。中國出現了獨角獸，印度和巴西也出現了獨角獸。甚至在拉丁美洲和印度尼西亞等一些地方也有獨角獸。這令我感到震驚。
在我看來，在轉變增長模式、通過創新實現收益并推動增長的階段，不要把創新型公司扼殺在搖籃里。所以，鼓勵創新生態的發展乃題中之意。我認為，形成鼓勵創業活動的生態體系至關重要。因此，為了實現您提到的平衡，我們需要清楚的是我們不希望看到反競爭行為。我堅信，我們需要監管如何負責任地處理數據。我們不能指望私營部門來做這件事。但我們也不能進行粗暴干預，不能掐滅正如燎原之勢席卷全球的創新創業火種。我認為，只有以明智的方式處理問題，我們才能找到平衡。
當您談到監管時，特別提到了數據安全和隱私問題。這方面，歐洲和美國似乎采取了不同做法。對此您怎么看？歐洲的做法正確，還是美國的做法正確？抑或介于兩者之間，抑或兩種做法之外？
我們注意到，與中國和美國不同，歐洲沒有任何巨型平臺型公司，歐洲一開始對平臺公司的監管邏輯就是不同的。對此我還真沒有準確答案。我覺得似乎介于兩者之間。數據隱私很重要，但要知道，數據所帶來的好處，或者說實現數據所帶來的好處，需要將數據匯集起來并進行共享，這也很重要。無法被人工智能和算法等訪問和使用的數據孤島其實沒什么用。有觀點認為歐洲可能存在過度監管，阻礙了平臺型公司的發展。
其實我并不認可這個觀點。我認為歐洲監管當局的大方向是對的，即在保障諸如知情權的個人權利與實現數據收集、共享收益之間，力求平衡。我認為美國已被甩在了后面。由于不知道該如何監管，因此不得不將相當大一部分權力讓渡給了私營部門。坦率地說，我認為這種情況將會發生改變。雖然我并不認為美國會永遠落后，但在數據監管這一點上，美國確實與歐洲相差甚遠。
您談到了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變化問題，這顯然是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當我們遇到這些問題時，整個社會都要付出一定程度的成本。您認為我們如何在控制成本的情況下，實現可持續增長，應對氣候變化？
我認為，任何重大轉型必定道阻且躋，也必定會有人受到不利影響。比如中國、印度和波蘭的煤炭產業的從業者，他們的生活和生計將被打亂。這是我的答案：我認為無論是數字化轉型還是所謂的能源轉型，在所有重大轉型過程中都會產生問題，也總會有人失業。話雖如此，如果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他們緩解轉型帶來的沖擊。在人們不得不重新找工作的時候，我們要能夠為他們提供崗位資源和再就業培訓等方面的援助。
我認為這是包括可持續發展轉型在內的任何轉型過程中的重中之重。當然，可持續發展中最棘手的仍舊是國際協同問題。問題在于，我們應怎樣分配碳配額？我們應考慮如何在一定程度上相對公平地推動全球 180 多個國家實現凈零碳排放。我想，推進的步驟其實是比較清晰的，即發達國家，或者說發達經濟體應該身先士卒、全速推進，而后發展中國家應該以相對合理的速度跟進，最終有望看到碳減排技術得以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應用。我認為中國提出的 2060 年實現 “碳中和”的目標是合理的。當前大多數發達國家提出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我想這同樣也是對的。而印度提出在 2070 年實現“碳中和”，其目標時間雖晚于中國，但我認為這是合理的?？偟膩砜?，面對“碳中和”這一巨大挑戰，全球都在向著正確的發展方向努力前行。
您提到對于任何轉型，無論是綠色轉型還是數字轉型，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摩擦性失業，因此，我們應該加強社會保障體系來應對這一局面。此外，您還提到了各國間的責任分擔問題。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最后我們來談一談中國經濟。當前關于中國經濟前景的看法眾說紛紜，對于即將到來的 2022 年及未來幾年，您認為中國經濟的前景如何？中國是否有可能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
當然有可能。你我都花了很多時間思考經濟發展進程，我們都會面臨疫情相關的阻力。而我想談另外一點。我們正處于全球經濟格局的更迭時期，我們都知道什么是劉易斯拐點，因為在中國有很多人討論此事。我認為，某種程度上，全球經濟問題已逐漸趨同，即產能利用率已近飽和。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世界與過去三、四十年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無限供給的模式已經快到頭了。我們將面臨供給約束，這將對全球經濟帶來深遠影響。但我認為中國已經做好了應對挑戰的準備，尤其是在很多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技術領域的突飛猛進，政局穩定，監管部門群賢畢至，私營企業的創業活動如火如荼。雖然我們都將面臨各種意想不到的情況，但我想不出有任何實質性的論據能夠證明中國經濟增長會放緩。因此，如果用一句話回答您的問題，那就是我預計中國經濟的相對高增長將至少持續到下個十年。
您提到了非常重要且有意思的一點，那就是中國的經濟模式正從廉價勞動力驅動轉為技術創新驅動，這可能會對世界經濟運行產生影響，這一點十分重要。我非常希望您所提到的中國經濟的優勢能得到充分發揮，中國經濟實現良性發展，同時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貢獻。再次感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真知灼見。
感謝兩位教授給我們帶來了一場高水平的隔空對話。兩位就全球的經濟走勢、中美兩國合作、數字經濟、綠色轉型以及我國經濟前景等問題進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討。他們以專業的視角，深刻洞見了未來經濟發展趨勢，幫助我們在紛繁復雜的經濟格局下撥開了云霧，讓我們看到前方，認清了方向。再一次感謝兩位嘉賓！
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產業轉型顧問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弗里曼講席教授、院長，清華大學中國財政稅收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現代國有企業研究院院長。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數學博士、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經濟增長和發展、公共經濟學、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國經濟。目前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常委、“十四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和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和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信息百人會成員，還擔任國際經濟學會（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執行委員會成員、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財政學會常務理事暨理事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巴塞羅那經濟研究生院科學委員會成員、《經濟研究》等頂尖國內期刊編委、學術委員或學術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