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務實推動北京垃圾分類
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產業學者、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北京市垃圾分類工作承載著“為全國做出表率”的特殊歷史使命,必須堅持“首善標準”,主動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積極融入首都社會與環境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形成引領全國的垃圾分類北京模式。
構建一個什么樣的垃圾分類處理系統,是垃圾分類工作中首先要回答的重大問題。北京作為我國的首都,作為一座超大城市,垃圾分類處理系統必須響應國家垃圾分類與“無廢城市”戰略,對標垃圾分類先行的東京、倫敦等國際化大都市,同時彰顯北京風格與首都氣派。
北京市垃圾分類的四分法符合北京自然社會經濟條件與垃圾組分特點。但四類垃圾在分類處理系統中的定位各不相同,強制程度也應有所差異,其中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應要求強制分類,廚余垃圾應積極鼓勵和倡導分類,其他垃圾應保留容錯功能。有害垃圾產生量不大,做好源頭分類、安全收運與處置,是垃圾分類處理系統中環境風險控制的有效方式。
可回收物的精準分類與規范回收,是北京與東京、倫敦等世界垃圾分類先進城市之間的真正差距所在,是實現垃圾資源化利用的主攻方向。應充分發揮我國新一代信息化技術低成本廣覆蓋的后發優勢,將可回收物分類回收的全過程作為垃圾分類處理的組成部分納入規范管理,與北京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動緊密結合,驅動分類回收與再生利用行業轉型升級。
廚余垃圾是北京生活垃圾的主要組分,也是垃圾處理設施惡臭污染的主要來源,必須積極倡導“干濕分開”。基于國際先進經驗和北京市有限的土地空間,廚余垃圾分類須堅持適度適量、“質精”先于“量大”的原則,保證分出的廚余垃圾能夠安全進入土地利用的生態循環鏈條,達到分類處理系統整體環境績效最優的目標。一味追求“虛高”的廚余垃圾分出率目標,可能會導致“過猶不及”的局面。
其他垃圾焚燒發電是減量化程度最高、集約化程度最高的垃圾處理方式,是北京市垃圾分類處理的核心保障措施,必須堅定不移地支持其進一步健康發展。在推行垃圾分類和上網電價補貼政策退坡的雙重背景下,對焚燒發電廠而言,進廠垃圾量有所減少但入爐垃圾熱值提高,政府垃圾處理補貼和發電上網收入可能雙雙降低,而環保要求又日趨嚴格,進一步提高焚燒發電廠的運營管理水平和能源回收效率勢在必行。
按照上述思路構建北京市垃圾分類處理系統,可以在合理的政府財政投入條件下實現垃圾分類處理系統環境績效的最優化。可回收物強制分類和廚余垃圾倡導分類預計分別可以貢獻 30% 左右和 15%~20% 的資源回收率,北京市生活垃圾整體資源回收率將達到 45%~50%,躍居世界前列。
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和差異化收費制度是發達國家廣泛采用并且行之有效的經濟杠桿??爝f、外賣和電商等新興產業產生的包裝廢棄物,是北京市生活垃圾增量的主要組成部分。引入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包括押金制度),能夠倒逼生產和服務企業采用綠色設計、綠色制造。針對產生垃圾的單位和個人,逐步落實多排放多付費、少排放少付費,混合垃圾多付費、分類垃圾少付費的差異化收費制度,也有助于引導培養分類習慣。從長遠來講,要避免垃圾分類處理成本外部化,扭轉“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惡性發展趨勢,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和差異化收費制度必不可少。
垃圾分類既是基層社會治理工作,又是城鄉環境治理工作,兼具社會性與專業性、公益性與市場性,必須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只有政府、居民、企業、社會組織和志愿者共同參與垃圾分類,才能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環境治理新格局。目前,北京市垃圾分類工作中,社會組織和志愿者隊伍的力量還比較薄弱,有必要加大對社會組織和志愿者隊伍參與垃圾分類的培育、引導和支持力度,更好地發揮橋梁、潤滑和催化作用。
廚余垃圾能否在家庭粉碎排入下水道,是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熱議的話題。新修訂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指出,有條件的居住區、家庭可以安裝符合標準的廚余垃圾處理裝置,對該方法在北京的應用持一定保留態度。該方法在發達國家得到廣泛采用,但在我國因廚余垃圾產生量大,油脂含量高,且排水管網不完善、不配套,存在一定的環境和安全隱患,目前無法推廣應用。我國部分城市開展的試驗研究表明,如果能夠解決排水管網不配套的問題,該方法不但可以解決廚余垃圾處理問題,還有利于提升污水處理效率??梢栽谧龊靡巹澋幕A上,統籌考慮垃圾處理和污水處理問題,選擇條件較好的新建片區試點開展廚余垃圾一排水管網一污水處理廠聯動運行協同增效示范,進一步拓展生活垃圾源頭減量渠道。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北京垃圾分類工作的正常部署,大規模的宣傳教育、系統化的組織動員不能如期開展,社區和單位垃圾分類桶站的建設配備難以及時到位。但是,疫情防控形成的社區及單位精細化管理機制,居民養成的衛生習慣和規則意識,以及鄰里之間守望相助的精神,與垃圾分類的要求在實質上是完全一致的,在操作上也是基本相似的。要在常態化疫情防控的條件下推動常態化垃圾分類,不能將二者對立起來,而是應該做到統籌兼顧、有機結合、互相促進。一方面將疫情防控形成的優勢轉化為垃圾分類的優勢,讓垃圾分類搭上疫情防控的“便車”順利前行。另一方面,垃圾分類帶來小區環境隱患的消除、衛生條件的改善和垃圾分類收運及處理能力的提升,也可以直接服務于疫情防控。
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產業學者,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固體廢物處理與環境安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副主任、《環境衛生工程》編委、《城市管理與科技》編委、《Biomass and Waste Valorisation》學術顧問、《Detritus》學術顧問、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專家、住建部市容環衛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理事、垃圾分類與再生資源利用“兩網融合”產業創新發展協作體專家、國際固體廢物工作組(IWWG)會員。研究領域:生活垃圾可持續填埋與厭氧消化技術、固體廢物建材化利用技術、復合污染場地修復技術、固體廢物處理與利用技術評估。
文章來源|環境論評
本文發表于《城市管理與科技》第 22 卷第 1 期,1/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