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院作為鄉鎮媒介化治理實踐的研究 ——文化治理視野下安徽省鄉鎮電影院建設與運營

提要：媒介化治理是對安徽鄉鎮影院建設運營發展的經驗總結。在鄉鎮電影院的建設中，安徽省以政策引導為核心、以管理督查為抓手、以鄉鎮本土為依托、以融合發展為特色，通過媒介化治理措施，整合了政策、影片和文旅資源，形成了文化治理視野下鄉鎮文化發展的實踐經驗。安徽鄉鎮電影院的建設打造了更具活力的鄉鎮文化空間，豐富了鄉鎮民眾的精神家園，帶動了相關文化產業發展，成為鄉鎮文化與都市文化聯合的重要紐帶，由此形成媒介化的治理框架，這是一種未來定義權。安徽鄉鎮電影院的建設應聚焦觀影主體，以線上線下合力宣傳吸引觀影，通過多樣消費模式培養觀影習慣，滿足觀影需求，不斷提升觀影體驗，扎根本土經驗，定義未來生活，創造更好的發展前景。

關鍵詞：安徽 鄉鎮電影院 文化治理 媒介化 未來定義權

近年來，中國電影有個“小鎮青年現象”——小鎮青年的觀影選擇成為影響電影票房增減的風向標，小鎮青年的觀影趣味提升了國產電影在總票房中的占比。這現象一方面體現了“小鎮青年”巨大的消費潛力。麥肯錫發布的《2020年中國消費者調查報告》提及，在消費分級的背景下，中低線城市消費新生代將成為中國市場消費增長的新引擎。[1] 這一現象另一方面更表現在我國的影院建設數量及電影銀幕數同步快速提升上。僅 2019 年，全國新增銀幕 9708 塊，全國銀幕總數達到 69787 塊，[2] 截至 2019 年年底，全國影院數量多達 12408 家。[3] 這些新建電影院中，有很大比例是建在中低線城市和鄉鎮之中，這些地方原本影院數量不能滿足觀影需求、觀影設施條件欠佳，但是電影觀眾數量潛力巨大。小鎮青年觀影需求與鄉鎮影院建設供給的良性循環形成了經濟學意義上顯著的帕累托改進 [4] ——如何通過鄉鎮影院引導新時代的鄉鎮生活方式不僅是具有文化意義的問題，鄉鎮影院建設與可持續運營也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經營和治理問題。 

電影是深受人民群眾喜愛的藝術形式和內容產品，既具有商品屬性，又具有文化特性。作為電影放映經營的場所，影院自然也成為面向廣大電影觀眾提供觀影服務的重要文化設施，也是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開展文化產業經營和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空間載體。影院的核心是銀幕，[5] 正如電影發行放映經常使用的“擴窗”模式借喻的，一塊塊銀幕正如一個個窗口，不僅是投射電影的物質載體，更是一種視覺藝術形態，其擁有可溝通串聯的重要功能，成為一種“元媒介”。[6] 銀幕定義了電影院的文化屬性，進而推動鄉鎮電影院成為鄉鎮文化治理的利益相關主體。電影院不僅是文化消費空間，“看電影”也絕非僅僅是文化消費行為。正如文化經濟學早已經反復論證的，無論是供給側還是需求側，文化消費的外部性極強。因此，看電影可視為提升文化品位、提高人口素質、建設良好社會風尚、建設和諧社會、定義未來生活的有效手段，而基層影院的建設可看作完善鄉鎮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舉措。

在我國眾多省份的基層影院建設的進程中，安徽省的實踐成為典型，得到關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2018 年底，安徽省共有鄉鎮影院 72 家，銀幕 345 塊，座位 39287 個。自 2019 年被列為全國鄉鎮影院建設試點省份以來，安徽省大力開發二級市場和農村市場，鄉鎮影院建設速度進一步加快，截至  2020 年 4 月末，共在 15 個城市擁有鄉鎮影院 99 家，覆蓋率達 93.75%，影院共擁有銀幕 490 塊、座位數 57190 個。2019 年，安徽鄉鎮影院的票房收入達到 2.25 億元，占全省票房的 11.34%，其中，100 萬元（含）至 300 萬元的影院 33 家，300 萬元（含）至 500 萬元的影院 13 家，500 萬元（含）至 1000 萬元的影院 14 家，有 1 家影院票房收入達 1600 萬元。可以說，安徽省摸索并實踐了一條鄉鎮電影院建設、發揮文化治理功能的有效路徑。[7]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指出要“完善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優化城鄉文化資源配置，推動基層文化惠民工程擴大覆蓋面、增強實效性，健全支持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機制，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電影院的設立及電影的放映可視為鄉鎮文化服務體系的核心環節，更是一種重要文化治理途徑。鄉鎮影院的建設運營因而不僅是經濟管理理論而且是文化治理理論的重要實踐。根據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的文化治理理論，[8] 文化超越了常常被動在社會中形成并展現歷史與社會的性質，轉而成為構建社會與歷史的行動因素，更是一種內聚于具體社會語境中的實用技術。[9] 立足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在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視野下去看待基層影院的建設，文化設施被賦予了更多的基層治理意涵，成為托尼·本尼特筆下以轉變廣大人口的思想和行為目標，通過歷史特定的制度而形成的一系列治理關系。這成為本文鄉鎮影院建設的學術層面的分析視角，即安徽省的鄉鎮電影院不僅是文化的載體更是形塑社會的技術性展現，并會形成安徽鄉鎮語境下新的一系列治理關系?！霸谖幕卫淼睦碚摷軜嬛?，文化既是治理的對象，又是治理的手段。”[10] 沙垚立足于此，引入媒介化理論從而建構了分析鄉村文化治理的新路徑?！懊浇榛弊鳛楦拍钚g語，最早出現在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學術研究中。后來媒介化學說代表性人物克羅茲將媒介化當作與全球化、個人化概念類似的一個元過程，以此描述和分析正在發生的與媒介相關的社會和文化變遷。[11] 舒爾茨將媒介化進一步具體化、過程化，認為它是一個延伸、替代、融合和接納的過程，這個過程會帶來傳播媒介和社會的變化（schulz，2004）。林天強基于媒介對于生活方式的形塑和導向提出未來定義權。周雪光強調近年來社會媒介技術的發展，釋放出各種聲音，極大地促進了人們間交流。沙垚提出的鄉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轉向，該“媒介”的前端是文化和價值，后端是實踐和操作，所謂媒介化治理便是在這兩端之間建立一種良性的、有機的傳遞和聯結方式。[12] 文化治理的發展歷程體現出兩個發展趨勢:一是理論層面的文化治理理論愈發宏大，二是應用層面的地域化特征愈發明顯。[13] 本文在應用層面從文化治理視角對安徽鄉鎮電影院進行分析，安徽的鄉鎮影院建設無疑是鄉鎮治理當中正在出現的一種良性的、有機的傳遞和聯結方式。

安徽的鄉鎮影院在繁榮鄉鎮文化、促進社會和諧層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基層鄉鎮的文化宣傳陣地、民眾精神消費的樂土。由此引出本文聚焦的問題，就是以安徽省鄉鎮電影院建設運營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安徽省的鄉鎮電影院在鄉鎮的文化治理中發揮了怎樣的功能，取得了哪些效果，以及如何取得如今的建設成就。本文希冀揭示安徽省在建設鄉鎮電影院方面的實踐經驗，并為我國其他地區提供參照與借鑒。

鄉鎮影院的建設路徑呈現媒介化特性。面向基層鄉鎮和農村的電影放映一直是我國文化市場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完整的現代化電影院形成之前，放映點、數字電影放映機、流動電影放映車等電影放映途徑在農村地區形成已久，并憑借視覺層面的出眾效果演變為一場場“視覺展演”，成為媒介化的行為藝術或者文化現象。[14]

2017 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第三章“電影發行、放映”，即從法律層面明確規定“國家加大對農村電影放映的扶持力度，由政府出資建立完善農村電影公益放映服務網絡，積極引導社會資金投資農村電影放映，不斷改善農村地區觀看電影條件，統籌保障農村地區群眾觀看電影需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農村電影公益放映納入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對農村電影公益放映活動給予補貼”。

文化的治理成為依法治理的文化，安徽省的鄉鎮電影院的建設歷程，體現了政策主導的推動力量，呈現出組織、制度與儀式的媒介化要素特征，也展現了基于本土精神文化生活的現實考量。

政府是確立文化發展規劃、制定與實施文化政策、規范文化市場及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責無旁貸的主體。國家電影局在 2018 年 12 月 11 日印發的《關于加快電影院建設促進電影市場繁榮發展的意見》中指出，“到 2020 年，全國加入城市電影院線的電影院銀幕總數達到 8 萬塊以上，電影院和銀幕分布更加合理，與城鎮化水平和人口分布更加匹配”。[15] 同時還指出“，縣級城市影院數量穩步增長，有條件的地區加入城市院線的鄉鎮電影院數量快速增長”。[16] 安徽鄉鎮電影院的建設正是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以地方政府為主導開展起來的。

2019 年安徽省在被列入全國鄉鎮電影院建設試點省份后快速響應，首批遴選 12 個鄉鎮影院進行試點建設。2019 年即新建鄉鎮影院 19 家，銀幕數 99 個、座位數 12172 個，鄉鎮影院建成數超過年初計劃 58%，初步形成了“省級統籌規劃，市級具體協調，縣（區）屬地管理，影管公司發揮市場主體作用、積極參與建設”的推進機制。此外，安徽省充分發揮中央和省級兩級電影專項資金作用，加強引導扶持，讓鄉鎮影院“建得起、存得住、能發展”，2018 年起采取“先建后補”的方式，凡新建三廳及以上的鄉鎮影院均給予一次性資助 50 萬元。在扶持運營層面，2018 年以來，安徽省省級電影專項資金對放映國產片達標的 52 家鄉鎮影院給予放映獎勵，獎勵資金 170 萬元，由此推動鄉鎮影院建設步入“快車道”。依照法律和政策得到政府支持的鄉鎮影院自然成為體現鄉鎮治理落地的媒介實體。

那么，鄉鎮影院能建設得起來，還要“運營得規范”。安徽省鄉鎮電影院的建設伴隨著政府制定和實施的管理措施。在服務建設方面，安徽新建鄉鎮影院 U-key 辦理“當天收到申報，當天組織審核”，平均辦理時限為 1.5 天，提高審批效率。在市場管理方面，鄉鎮影院建設被納入城市主流院線管理，實行了“統一品牌、統一排片、統一經營、統一管理”。在環境督查方面，每年省市兩級政府開展定期檢查和不定期抽查，并建立黑名單制度，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在工作指導方面，加強對新建影院的審批指導，對符合條件的新建影院第一時間進行辦理，并跟蹤建設進度，解決建設中的問題，例如滁州市南譙區就將該區鄉鎮影院建設列入區深化改革的重點項目，每月一次調度會，確保鄉鎮電影院的建設獲得“持久力”。鄉鎮影院一經建設成立，便成為觀影這個特定行為的媒介化治理主體，并且納入了院線的組織體系，統一規范的管理成為影院媒介化治理的底層運營邏輯。

安徽將鄉鎮電影院的建設緊扣地方特色，將其作為鄉鎮總體發展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省委宣傳部（省電影局）要求各級電影主管部門深入開展調研，研究當地特色，結合本地資源，制定適宜發展的規劃，激發各地鄉鎮影院建設活力。按照“因地制宜、分步實施”的方法，安徽省結合不同地市的實際情況探索鄉鎮影院新的建設和運營模式，并已經初步形成了由投資方投資建設并成立公司自主運營的自建自管模式、由投資方單獨新建及影管公司負責運營的自建托管模式和由相關單位在建設商業綜合體項目中配套建設影院的項目配建模式，確保了鄉鎮影院建設不搞單純的“模式輸出”或簡單的“復制粘貼”，讓每個鄉鎮影院都能找到當地的生產土壤。因地制宜，靈活運用保證了媒介化治理可持續的活力。

此外，鄉鎮電影院要真正在鄉鎮的土壤扎下根脈，還需要與當地文化深度融合，與其他文化設施、文化活動結合起來，影院的運營也體現了媒介化特征。安徽省積極探索電影院的建設與本地文化旅游、鄉村文化活動中心的關聯。如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明清古村落宣城市查濟村，就結合歷史文化建設了一家具有典型徽派建筑風格的影院，在影院外觀、內部裝飾等方面呈現了極具特色的徽派風格，由此借助巧妙的建筑設計彰顯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成為當地文化旅游一道靚麗的風景線。滁州市章廣鎮則立足于當地的鄉村記憶館、紅色文化教育基地等文化資源，在鄉村文化活動中心建設一座兼具公益放映與商業演播的電影院，拓寬了影院自身的文化功能與社會服務范圍，探索了“影院服務群眾、影院融入旅游、影院促民增收”新路徑，由此另辟蹊徑，形成了獨具特色、公益與商業聯動的鄉鎮電影院運營和媒介化治理之路。而影院與院線和文旅的關系經由制度化，成為觀影這個行動儀式化的可持續載體。

安徽的鄉鎮影院經過整合主體與組織、關系與制度、行動與儀式的媒介化治理三要素，也就是影院組織化、文旅關系化、院線制度化、觀影儀式化等措施，取得了文化治理意義上的綜合成效。

相比于城市，鄉鎮呈現更為明顯的熟人社會的特征，居民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秩序性，鄉鎮電影院的出現可視為對鄉鎮居民精神家園的豐富。年輕人是鄉鎮電影院的觀影主體，并常常攜家人、親朋共同觀看，使得看電影成為鄉鎮居民娛樂、休閑的新選擇。安徽鄉鎮電影院發揮了銀幕媒介的文化承載功能，豐富本地居民的精神生活。如安徽觀堂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文勇所說：“在經營上，我們抓住兩點，一是年輕人，就是這個地方有工廠，或者是年輕人聚集地，第二是面向學生。因為學生是一個主力的觀影群體，他們不單是一個人，可能會帶動整個家庭做一些具體性的消費?！?/span>[17]

銀幕內外串聯起民眾的個體精神世界與廣袤的外部文化世界，電影院成為鄉鎮居民觀看世界、認知社會的“千里眼”和“順風耳”，這樣既可以開拓民眾自身眼界，更能夠提升整體人口素質。楊文勇說：“它其實是一個重要的窗口，能夠讓鄉鎮的老百姓去了解世界，至少在電影文化的消費上，能夠做到跟國內同步，跟城市同步，甚至跟國際同步?！?/span>[18] 電影院由此成為不同文化交匯的文化載體，對于個體的日常生活產生重要影響。

儀式化的看電影行為，往往成為旅游、購物、娛樂活動觸發點，鄉鎮影院因此成為整合當地文娛活動的核心。電影院作為專門為播放電影所設置的空間存在與文化場所，呈現出一定的公共、集體觀看屬性。鄉鎮電影院因觀眾數量限制，不像城市影院大多包含十個左右的影廳和 1000—2000 個座位，鄉鎮影院常常包含 3—4 個廳、300—500 座，雖規模不及城市影院，但依然擁有較大的觀看空間，且放映設施技術標準不落后。安徽省的鄉鎮電影院建設不僅在外觀上呈現地方文化特色，被塑造為鄉鎮的鮮明地標，在內部也常常以“看電影”為核心組成各項與電影相關的文化活動場域，形成“電影文化氛圍”的空間打造，并延伸到周邊產業鏈條。

安徽省的鄉鎮電影院以私立為主，許多分布在各個鄉鎮的商業綜合體之中，并帶動綜合體發展。看電影的消費行為常常不會單獨存在，民眾在觀看電影的同時常常會伴有購物、餐飲、娛樂等消費行為，圍繞看電影形成一個產業生態聯合體，購物客流、餐飲客流同時為電影院帶來穩定的觀眾流，由此形成一個良性循環。例如位于蚌埠荊山鎮的環球激光巨幕影城，利用了荊山鎮距離政府所在地較近的地理優勢、共享消費人群，并借助小型購物中心的修建滿足場地與物業的結構層面的需求，減少影院建設的投資成本。在修建之后，購物中心中的其他娛樂休閑產業陸續集聚，吸引年輕客群，帶動鄉鎮經濟發展。

電影一直被認為是城市文化的構成體，我國的電影票房大部分均來自城市貢獻。這一方面固然有城市人口集中，文化消費習慣穩固等因素，另一方面也必須考慮到我國鄉鎮影院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先天不足，老百姓想看電影也無處可看。隨著鄉鎮電影院建設試點實施以來，鄉鎮的影院逐步顯現出強勁的票房增長潛力。上文已經論及，安徽的鄉鎮電影院不僅發揮了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文化承載功能，也帶來了電影文化空間的重塑，更是很好地促進了城市與鄉鎮在文化上的同頻共振。鄉鎮的電影院不光有電影看，鄉間鄰里還可以攀談聊天，看電影成為一項空間游覽行為和日常溝通行為。安徽電影集團總經理唐為認為:

鄉鎮影院的影片宣傳和推介也不局限于城市常見的手段，如安徽電影集團總經理唐為所言，“在鄉鎮的電影宣傳，可能宣傳載體跟城市不太一樣，城市宣傳可能是通過網絡、戶外，在鄉鎮可能通過一些宣傳車、大喇叭來傳播的”。[20] 安徽的鄉鎮電影院目前已經加入城市院線，獲取的片單與城市是一致的，但排片數量基于市場需求等因素會有差異，集中于下午和晚上黃金時間。鄉鎮影院在放映系統、聲音展示、座椅設計、空調配置等部分均與城市影院水平幾乎保持一致。在每次熱門影片播放時節，各類鮮明人物、電影主題、大片體驗往往成為鄉鎮街頭巷尾的討論焦點。電影院走入鄉鎮，這呈現出都市文化與鄉鎮文化的巧妙碰撞，鄉鎮中的電影院也借此演變為鄉鎮文化與都市文化連結的重要紐帶。鄉鎮電影院的出現不僅帶來了經濟效益、提供就業崗位、更新產業體系，更改變了城鎮文化生態與鄉鎮空間文化，實現了消費文化與鄉鎮文化在鄉鎮語境的交融。

安徽的經驗告訴我們：鄉鎮影院絕非被動的文化承載物，也是形塑在地文化生態的重要媒介和技術力量。這一經驗定義了一種新的文化生態和治理關系，并整合形成安徽語境下新的一系列可操作可持續的良性循環，這是一種對于生活方式的未來定義權。所謂“未來定義權”，就是刻畫、書寫和推動未來世界圖景、生活圖式和發明創造的權力/權利。[21] 更深入地理解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其治理的時間維度指向發展的現代化、治理的空間維度展現格局的立體化、治理的主體維度呈現多元共治趨向、治理的客體維度中的法治化趨勢更加深入、治理的價值維度更關注人民性的價值取向。[22] 因此，在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指引下，從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視角，以面向未來的態度去研判安徽鄉鎮電影院建設運營和發展，結合媒介化治理的規律總結，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鄉鎮青年無疑是電影院的主要觀眾群體，但這個群體的復雜性必須經過精準的分析來進行定位。比如楊文勇談到鄉鎮影院的觀眾群體的時候就說：“中國的鄉鎮其實跟城市一樣，差別很大。鄉鎮影院選址首先的判斷維度就是人口數量和經濟基礎。比如近年來安徽承接了很多長三角工業企業的回流，讓很多安徽的年輕人回到家鄉。比如從蘇州回流的婚紗生產企業，主力從業人員都是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們已經在蘇州接受了電影文化的熏陶，是有明顯的觀影訴求的?！?/span>[23] 基于對觀影群體的考察，現在很多鄉鎮的影院都建設在主城區近郊。例如六安三十鋪鎮的中環影城便圍繞主城區進行修建，使得其既不會因為距離城區太遠而缺乏市場，又不會與城區內部影城直接競爭，還可共享城區帶來的消費人群，并更容易找到合適的物業空間建設影院。

與此同時，不能忽視青年群體之外的鄉鎮常住居民的文化新需求。當下的鄉鎮電影院票房常常依賴于幾個重要節慶或寒暑假等檔期，日常營銷中鄉鎮電影院的票務售賣較多地依賴低廉的票價、優惠券等措施，未來安徽電影院運營應在播放日常熱門影片的同時努力培養鄉鎮民眾的觀影習慣，可播放經典老電影、連結鄉鎮民眾日常生活的一些鄉鎮主題影片、調節氛圍的武打片和喜劇片等，讓民眾認識到電影媒介的魅力，形成獨具特色的電影文化。

我們身處于一個媒介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多重媒介環境深度融合，新興媒介硬件與服務層出不窮。近些年來，不僅線上觀影越來越普及，還涌現出家用投屏設備、單人型迷你電影空間等新型觀影手段，院線大電影受到短視頻、網絡電影的巨大沖擊。

在談及實體影院的時候，我們往往強調其不可取代的視聽體驗，但對于鄉鎮影院來說，還應該借助其所處的熟人社會或半熟人社會的社交場域，設計更多的線下場景，將觀眾吸引到影院之中。例如在鄉鎮電影宣發之中保持線下的宣傳力度，并以電影內容為核心、以電影周邊的文化產品為補充，探索豐富的、具有地域特色的電影節、藝術節、文化節、電影俱樂部等宣傳模式，形成既吸引大眾觀影，又不會造成信息冗雜的多模式宣傳途徑，更好地發揮電影作為消費文化的作用。

未來的安徽鄉鎮電影院運營應形成“線上與線下明確分工，實體與虛擬合力共贏”的格局，將影片宣傳、票務營銷、娛樂互動、IP 運營、文化空間打造、周邊產品售賣、餐飲服務合作等多元業態進行良性整合，將觀影的文化消費行為與更多線下場景相結合，將鄉鎮的人口紅利與消費升級需求轉化為商業價值，打造電影院品牌與文化景觀，推動電影院的立體格局形成，也助力鄉鎮自身的發展。

鄉鎮的語境不同于城市，歷史性與地域性更強，民眾的集聚性、社會關系也與城市不同。電影院作為充滿都市文化與消費文化特質的文化場所，在建設選址上要著重考慮到文化適應性的問題，將文化接近性、文化原真性和文化異質性巧妙融合，將影院變成融時空于一體的在地體驗空間。例如，安徽合肥長豐縣的帕加尼激光巨幕影城的建設選址，就是基于合肥市的影響力不斷擴大而使長豐縣的人口流量、消費能力獲得了提升，可以保證影院的穩定客流。值得一提的是，這家影院的設計獨具匠心，圍繞諸多經典電影 IP 所打造，既有符合男性消費者審美的美國隊長廳、變形金剛廳，也有受到女性消費者歡迎的 Hello Kitty 主題廳，廳內的整體墻體色調、座椅裝飾設計等都圍繞電影展開，別具一格。在地化反而具有了世界性特征。

因此，安徽鄉鎮電影院應立足于鄉鎮各地的經濟結構、文化民俗、人口分布、產業結構等因素，垂直管理、細分市場，連結社會經驗，選擇適宜本地民眾觀看、具有文化共通性的影片，并拓展至劇情片、藝術片、紀錄片、動畫片等多種類型，關注本地民眾的生活百態、人情冷暖，發揮電影媒介的社會關懷功能；同時，影院可以積極參與本地的文化活動，用短視頻、直播等形式講好鄉鎮百姓自己的故事，關注電影的社會效益，起到既觀照鄉鎮現實又展示世界百態之效，發揮電影院的多元化展示功能、服務職能，進而更好地發揮電影院在鄉鎮文化治理中的角色與功能。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加快構建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體制機制?！?/span>[24] 安徽的鄉鎮電影院的建設與運營取得了可喜成績，但整體而言我國的鄉鎮電影院建設都還屬于起步階段，未來安徽在體制機制上的探索和嘗試更具借鑒價值。

“媒介”的前端是文化和價值，后端是實踐和操作，所謂治理便是在這兩端之間建立一種聯結，將媒介前端精神落地，成為后端的實踐，并將主體與組織、關  系與制度、行動與儀式視為媒介化治理的三要素。這種極具經驗性的分析使得文化治理找到了一個巧妙的結點，由此將作為對象的文化治理與作為途徑的文化治理結合起來。[25] 本文發現，鄉鎮文化治理并不是時空中獨立存在的一環，更不是靜止存在的治理行為，而是循序漸進、動態的螺旋上升的建設舉措。在經過媒介化的治理之后，鄉鎮在文化層面必然呈現出新特征、新面貌，這種文化新貌經過更新、沉淀、融合會成為具有地域特色的新的文化與價值，即媒介化的前端部分，由此又通過媒介化的文化治理形成新的媒介化后端，形成媒介化治理的良性循環框架。

電影院作為當今一項常見的文化設施和場所，在鄉鎮的語境中建設與運營使其具備了極強的文化治理意義。安徽省的鄉鎮電影院建設是以政策引導為核心、以管理督查為抓手、以鄉鎮本土為依托、以融合發展為特色展開文化治理的，通過媒介化治理措施，整合了政策、影片和文旅資源，發揮了電影院在文化治理層面的重要功能，成為治理現代化背景下鄉鎮語境中具有典型意義的實踐經驗，為鄉鎮如何實現治理現代化、完成文化治理，定義未來生活方式提供了經驗性的思考和啟示。今后我們仍需進一步深入探討，文化是如何落地為實踐、形成有效的治理體系的，我們也期待來自安徽的更多、更新、更深入的思考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