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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斌:充分釋放“抗疫紅利” 推進教育改革創新

    2020-06-28



    摘  要:新冠疫情引發了世界范圍的在線教育探索熱潮,中國率先進入到全國性的、全體系的在線教學實踐中去,并在全國范圍有效地保障了較高水平的在線教學質量。如何把“受迫性創新”轉化成“抗疫紅利”,則需要教育主管部門和院校著眼長遠,在八個方面積極探索,通過制度化、常態化的舉措,使得全國師生的努力和創新能夠凝結成一系列教育教學新模式,使得中國的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在擁抱新技術革命實現教育方式的轉型升級上,體現出先發優勢并引領全球的教育變革。
    關鍵詞:抗疫紅利、在線教育、制度化、常態化、教育變革
    作  者:楊斌,清華經管學院管理學教授、清華經管學院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


    新冠疫情引發了世界范圍的在線教育探索熱潮,其中,中國率先進入到全國性的、全體系的在線教學實踐中去,并較為平穩地保證了正常的課程教學秩序,以及研究生招生復試和學位論文答辯等重要環節,得到廣泛認可。這么大規模的在線化遷移,雖然有應急權宜的被動成分,但是在線與線下教學的融合,即使疫情緩解后也應有所體現甚至得到更大發展。但是,這一點,是否在教育界引起了足夠的共識,以及是否能夠由教育主管部門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落實,其實是有疑慮的、不確定的。在五月份多數地區疫情緩解后的返校復學工作中,常常見到的就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態勢,院校、教師,也包括教育主管部門,沒有及時進行在線教育教學的總結、升華、進化,這是讓人覺得痛惜并可以改進的情況。 

    如果說,在傳統的線下以教室環境為主的教學能夠正常進行時,慕課等在線教育創新,轟轟烈烈過,也有過低落,總給人“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故意”,那么,2020 年疫情爆發帶來的校園封閉、社交隔離恰好構成“而今識盡愁滋味”,在線教學從探索性的可選項,變成了必選項,“受迫性創新”讓教師們在“干中學”,接受了一次全方位、全覆蓋的在線教學培訓,學生們則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網課一代,一些概念被重新定義,比如出勤率、報到注冊、在校生、全日制、蹭課旁聽、課上發言、課上走思等。

    研究生復試這次采用線上方式并有效地保證了身份認證與安全保密,許多非全日制的考生甚至能夠選擇考試時間、感受到對他們的正常工作的尊重,更大范圍的老師參加到了復試工作中去,問的問題也更加細致全面;學位論文答辯不僅關系到學生的研究是否得到認可,也是在更大范圍內研究成果和過程得到公開并接受學術誠信的檢驗,更有利于讓學生把三到四年的專精、深入、前沿的創新研究向更多同行請教、傳播,有利于創新鏈條的加速和學術共同體的知識共享,避免了過去小范圍幾個人“閉門”進行論文答辯的一些缺點。

    不管是教學,還是答辯與面試,教育主管部門在統籌全國一盤棋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地做了相應的政策、規定上的靈活變通,及時有效地激勵和保障了院校和師生的參與,收獲了全國范圍較高水平的在線教學質量,值得特別表揚。但這仍不能算是一種“抗疫紅利”[1],除非我們在疫情緩解但仍會常態化防疫的今天,能夠制度化、常態化這些進展和成果,能夠把師生付出的努力、教育主管部門的相機政策正常化、正規化、正式化,將那些教學過程的寶貴素材轉化為線上慕課或未來課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將教師的信息技術規范要求提高到疫情中的水平,將已經模糊了的線上線下概念進一步各取所長、有機融合,從“雪中送炭”到“家常便飯”。那么,圍繞這些目標我們的高校應該做什么,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院校應該鼓勵什么呢?

    [1] 所謂“紅利”者,蓋指初始并非主動而故意、卻事實上客觀受益的情形?!翱挂呒t利”體現在國家與社會的多方面,本文僅就為完成好疫情期間教學任務、教育工作而被迫采取的許多相機應變做法,如作為教育領域的制度改革與實踐創新而常態化,則能讓一過性的危機應對轉化為長期受益的改革機會。



    第一,積極探索 “后疫情”時代的“新常態”高校教學。


    堅定不移、加快步伐地將不同組織形態的在線教學與線下教學融合創新,是未來高校教學的“新常態” 這包含了個體與群體在教學設計、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創新,包含了應對不同場景和需求的教學模式創新等,還包含了教師、學生群體經過疫情期間在線教與學的實踐培養,對多種不同教與學方式的新需求;而從教學管理部門的角度看,這些新需求是合理的,是需要通過制度設計來保障的?!昂笠咔椤睍r代并非指防疫完全解除、疫情完全消失,而是指的經歷了這一場全球疫情挑戰后的階段。而“新常態”下的高校教學,則要滿足幾個特征:一是能夠滿足渴望通過線下進行面對面交流、“靈魂與靈魂”(soul to soul)間互動的師生的需求,二是能夠滿足渴望、偏好或者不得不在學習的“空間”、“時間”上更加擁有彈性的師生的需求,三是能夠為不同時間、不同地點開展學習的學生提供幾乎相同質量卻更各揚其長的教學。這是一種全新的“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場景,是對“大學、校園、教室、課堂”的全新認識。 
    疫情中來自一線師生各顯神通的許多創造性的在線教學嘗試,豐富了我們對教學形態、教與學實現方式的認識,也讓我們重新審視技術融入教育的各種可能性,比如有些學生認為在線教學突破了物理空間的限制,節省了參與課程教學的通勤時間;有些學生認為“可回看”“可快進”的在線內容,增強了他們對學習的“控制感”,等等;無論什么因素,都需要 我們的制度設計審慎考量并高度重視這種疫情初始自上而下,后續自下而上的變革動力,鼓勵和支持教師、學生的主動構想、創造和從現在開始實踐探索未來的教育機構和教學樣貌。


    第二,持續加快以慕課為代表的“異步”在線教學資源建設。


    疫情中雖然大量的同步教學場景受到了關注,也收到一定成效,但也讓教與學雙方更深化了對于同步、異步各自優勢的理解。動輒同步學習,并非必要,是另一種對于教學的局促約束。疫情也集中暴露出來慕課為代表的在線學習資源總量上的嚴重不足與學科和層次上的嚴重失衡。
     以慕課為代表的“異步”資源乃至教師根據教學設計,提前錄制的部分“精要”教學內容, 首先,為種種原因客觀上無法跟隨教師進行實時互動學習的學生創造更多便利;其次,“異步”的資源為后續學生在“課堂內”(無論線上線下)開展更高階學習創造了更多條件;再次,不同學習內容的“異步”與“同步”設計,需要每位老師發揮主觀能動性 ,同一門課程不同教師會有不同的組織形式,同一門課程同一位教師每一輪都可能有不同的組織形式,這終將呈現我們期待的“百花齊放”的教學創新。
     本次疫情也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契機,讓我們認真審視這里面的一個關鍵內涵——什么是“精品”(在線)課程。這里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這個概念,對其刻板的認識阻礙了我們課程數量的增長以及我們對什么是好的在線課程的認識。這次疫情迫使我們從教師的“播音范兒”,從制作的“美輪美奐”中解放出來,這也從另一個角度減輕老師們參與課程建設的精神負擔和不必要的時間、精力投入,制作成本降下來,才能在有限的資源下讓更多的教師參與進來,并體現出互聯網眾創的精神與優勢。
     以清華為例,金岳霖邏輯學講席教授,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魏達格(Dag Westerst?hl)教授就率先將其在線直播課程內容編輯成了一門慕課;藥學院結合新冠肺炎疫情中藥物研發的工作,利用會議軟件錄制課程,迅速向世界分享了進展,并持續更新內容;類似例子還很多。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地從學習者好學易用收獲大的角度來看在線課程的內容及其建構,來探討什么才是精品課程,而不是“成本”、“形式”、“制作”等。這一點,教師要思考,學校要思考,制定政策的行政主管部門也要思考。


    第三,著力構建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培養體系。


    疫情期間的全體系在線教育,為我們近乎全體教師的信息素養提升,提供了難得的契機,無論“主動”亦或是“被動”,引領或是跟隨,我們的教師團隊(包括助教)都近乎在“一夜之間”熟悉了多種在線教學工具(軟硬件)。此外,部分教師盡管學會了使用會議系統、智慧教學工具等一系列技術軟件,但很多仍然是淺嘗輒止,能用即可,不可忽視的是他們所開展的在線教學仍然是線下教學在互聯網上的簡單復制,并沒能充分發揮在線的技術優勢,實現傳統面對面教學難以開展的環節,技術與教學仍然是“割裂”開來的兩層。 
    同時,我們也看到這種對工具的逐漸得心應手與深刻理解,顯著影響著大量教師對在線教學更加積極的態度,并誘發其利用各類工具推動各種形式的在線教學創新。伴隨疫情的尾聲,對新的工具的嘗試,對新的技術的應用不應當就此停步,而應乘勝追擊,更上層樓。 未來,線上線下充分融合的在線教育需要教師具備與之相適應的信息化教學能力,這就需要高校設計信息化教學能力培養體系,將其作為每一位教師的“必修課”, 讓全體教師充分認識到不斷提升自己的信息化教學能力是高校教學“新常態”下的必需品而非奢侈品,為在疫情中已具備較高信息化教學認知與實踐“勢能”的教師、助教群體,創造政策條件、氛圍環境增加推動力,增大其“動能”,并付諸實踐。


    第四,在線教育助力高等教育加速走向國際。


    本次疫情向我們展示了在線教育的優勢之一是能夠較低成本地推動教育教學的國際合作,互聯網縮短了國家之間的時空距離,某種意義上大大降低了國際合作的環節與門檻。 教學管理部門,應當充分鼓勵將這一優勢發揮在課程建設當中,促進跨國校際間“異步”、“同步”在線課程建設的合作,由點及面,由課程到人才培養,并通過在線教育的國際合作持續推動教育教學創新。
    2020 年 4 月 10 日教育部啟動高校在線教學國際平臺建設項目,學堂在線國際版于 4 月 20 日正式發布,未來還有更多的平臺會加入。國際平臺建設要有更長遠的戰略布局。從應用角度來說,我們要不斷創新教學形態和教育模式,初期可能是提供課程學習服務,未來逐步擴展至證書項目,乃至探索在線學位項目,提供中國特色高水平的教育內容。此外,要吸取中文慕課平臺建設的經驗和不足,不求面面俱到而要重點著力于成建制課程的建設。國際平臺上的課程一方面服務于廣大海外學習者,另一方面更要服務于我國高校求學的國際學生。從一開始高校就要有更全面系統的規劃,突出我國高校的優勢專業,在優勢專業基礎上建設成建制、成系列、分層次的專業課。
    中國的大學 AP 課程,包括歷來有教學優勢的中學 STEM 課程,也可以考慮借船入海,利用國際平臺,進入到各國學生的學習過程中。享有盛譽的中國中學生的數理訓練,如果克服語言障礙(平臺提供英語、西班牙語等流暢講授),增加學生學習等級的臺階更加循序漸進,并輔之以對承擔翻轉課堂輔導助教的在地教師的培訓提升,則完全有可能走入國外尋常百姓家,潤物無聲地影響更大范圍的國際青少年。


    第五,高度重視基于學習行為大數據的在線教育研究。


    疫情讓我們認識到在線教學形成的數據,對“精準”把握教學成效,“精細化”教學設計,有的放矢地對教學進行改進并對學生進行針對性幫扶,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作為信息技術為教育教學賦能的又一大核心優勢,這種數據展示的“教與學的成效”,將成為平時教學的重要“遺產”加以保留與更加充分地應用。
    以雨課堂這一個平臺上的清華數據為例,在線教學第一周師生互動僅此平臺就已經達到了 54 萬次。截至 5 月 24 日,在荷塘雨課堂平臺上全校就總計完成課程近 2.7 萬場次,課堂出勤率超過 93%,課堂互動包括 215 萬次的課堂答題、109 萬多條課堂彈幕、5.6 萬多張課堂投遞紙條;此外,每個學生觀看視頻、學習課件、參與答題的詳實記錄,幫助了我們的教師、研究人員、教學管理工作者從多個角度“近距離”地更為科學地考察我們的課堂內外教學;這都是難得的學習數據,當前和未來都可能不斷揭示出越來越多的以前不為人知或不經意間忽略掉的重要教育教學規律。無疑, 在政策制訂中,要充分鼓勵教師利用信息技術積累教學數據、分析教學數據并應用教學數據指導實踐,用更加科學的手段提高教學效率,提升教學效果。更長遠地看,學習數據也可以進化為職業發展數據、人力資源數據而得到更加有效的運用。


    第六,抓緊適應線上線下融合教學、全社會共同學習的“新基建”機遇。


    疫情帶來的大范圍全體系在線教學,讓我們有了一次重新思考什么是教室,什么是校園、什么是學習環境的寶貴機會。 全體系的在線教學背景下,教室、校園不再是唯一提供正規(formal)教育的場所,平時作為“錦上添花”的在線教學平臺、智慧教學工具成為了“雪中送炭”,但更應當成為“家常便飯”,讓正規教育過程得以依托互聯網在更大的范圍內進行延展。
    但疫情中,也可以看到不同國家、地區支撐在線教學的基礎設施差距巨大,這也構成了數字鴻溝,影響著教育平權。技術不只是技術, 作為極為基礎的公共產品的教育的可得性,影響著整個社會的階層平等、持續穩定。后疫情時代,搭建并不斷完善功能豐富,能夠助力教師開展各種類型線上線下教學融合創新的“新基建”將成高校乃至國家的必選項。
    本次疫情還讓我們看到實驗類需要學習者動手的課程受到了較大的影響,學生能否在線開展公平公正的考試也成為了巨大的挑戰,這些問題在全球范圍內都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疫情作為推動力,加速了虛擬實驗室、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在線考試、人工智能與教育的深度融合等技術的持續探索和不斷深化,支撐更高質量教與學的信息技術不斷迭代升級。疫情期間許多在線教育平臺就已經進行了多次大型的更新迭代,幾乎每周都會進行小型的更新迭代,以回應激增的需求。疫情緩解,暫時的需求回落,有可能會讓進一步技術更新升級的動力下降。 這就需要頂層設計、長遠謀劃、未雨綢繆。全國范圍,高校(也包括基礎教育機構)要倡導并鼓勵教師結合自身課程需求,打開思路,創新教學設計,嘗試多種工具,探索構建“蘊技術”(Rich Technology,科技含量高、科技融入度高)的新型的教學場景。


    第七,持續發揮在線教育促進教育公平的積極作用。


    促進教育公平是在線教育的使命與優勢之一,在抗擊疫情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檢驗。 疫情期間,清華大學 300 余門慕課面向全社會免費開放,并主要通過雨課堂克隆班,向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中農業大學、新疆大學、太原理工大學、青海大學共 6 所兄弟高校馳援了 32 門課程,共 36 個克隆班,輻射師生 3380 人次。此外,新疆大學另有 452 名教師加入清華 115 門課程克隆班,參與學習。不同國家之間的高校常有訪問學生計劃,但同一國家不同地區院校之間甚至同一地區院校之間的學生,卻一直缺少共同學習的機會,疫情中的在線教學提供了非常可喜的探索,也并沒有傷害到注冊學生的權益,并展現出了包容性教育的美好之處。
    無論是共克時艱應運而生的創新性探索,還是利用在線進行純面授教學無法實現的教學模式,來推動優質資源的廣泛共享,都為未來采用更加多元化的在線教學方式促進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質量提供了新的思路,也為充分利用在線教育促進跨校間教育教學的合作,作出了有益的嘗試。 政策制訂與頂層設計上,如何利用“異步”教學內容,“同步”校內在線教學的開展,“自然而然”地促成跨校間的教學合作,踐行高校的社會責任,是每一所高度重視在線教育工作的學校義不容辭的職責所在。
    教育公平還包括克服數字鴻溝的挑戰。 我所提出的眾器原則,是專門針對重器(充分應用最新硬軟件技術,甚至是獨家探索性技術,在平臺端和用戶端都追求資源盡顯其能,以提供超乎用戶期待的體驗、超過競爭產品的效果)而言的,追求在設備、平臺及服務上讓基本民眾能夠用得上用得起、完成教學任務也夠用。在客戶端以及傳輸渠道的技術要求上,體現的原則是:夠用、精益(lean),以是否保障學習的平等性、敏感于并致力于應對現實存在的數字鴻溝作為技術運用的出發點, 力求提供你所面對的所有學生以均等的學習機會,并使得他們學習的質量,不會因為網速不夠快、設備不夠先進、資源不夠充足而受到損害,他們都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更好的學習者。


    第八,用制度化的改革來夯實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應對危機挑戰的魯棒性。


    疫情中,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研究生招生在線復試實踐的順利實施展示了我國高校迎難而上快速反應的良好風貌。以清華大學為例,大膽嘗試網絡遠程復試,僅 5 月 7 日-17 日就進行了 230 多場碩士生復試,約 2800 名考生以遠程方式參加了復試,考試后的師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考生對本次在線復試考核體驗良好,教師也表示了一致認可。 本次在線面試是我國研招人才選拔科學領域一次重要的大規模實踐活動,將對未來打通國際國內人才選拔、深入研究人才選拔科學規律產生深遠影響,需要趁熱打鐵繼續開展在線人才選拔的研究和實踐。
    疫情中許多高校都為畢業生提供了進行網絡論文答辯的便利。在線答辯的方式,為遠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師生提供了線上“見面”的機會,而通過一系列技術手段和規范程序,則進一步保障了學位論文答辯的嚴肅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以清華為例,利用在線答辯方式,2020 年 3 月、5 月共組織 2 批共計 4000 余名畢業生完成在線答辯,這一“變通權宜”方式得到師生比較高的評價。
    疫情中在線答辯方式的探索和實踐,對于高校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在確保答辯合法、有效且對學術水平嚴格把關的前提下,主動突破現有制度上的限制,將在線答辯作為一個“常規”的合法、合規的選擇,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對于未來一段時期內仍無法返校的國際學生以及邀請了身處國外的答辯委員的答辯會,在線答辯仍將是保證一切順利進行下去的重要方式。這一變化,對教育的國際化發展,為聯合培養學生、聯合授予學位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后疫情時期,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研究生選拔的指導性文件進行修訂,把網絡遠程的方式作為一種正式的考核方式選項固化下來,在公平性的前提下,為不便到場的個別學生或者一些特殊項目和環節提供可能方式;對網絡遠程復試中規范化下來的標準程序進行凝練,形成工作程序和提示語模板,提高考核過程的規范化水平;對評委的提問、質詢、評述等行為進行總結,把共性的做法進行梳理,形成人才選拔的規律性方法,為未來不依賴于具體形式的各種考核提供參考。













    以上八個方面,都是 抗疫期間中國高校教育教學的成功實踐,飽含著師生的巨大努力,體現出教與學兩方所閃耀著的創新精神,值得高度肯定。 如果我們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不僅僅滿足于疫情期間的高效平穩運行,而 著眼長遠做好夯實入常、制度建設的工作,我們將有很大機會轉化“抗疫紅利”為中國在信息技術支持基礎上的教育范式升華的巨大優勢。 特別地,如果我們對比絕大多數外國院校,在疫情中各自為戰缺乏國家層面的統一領導,倉促上陣缺乏全國范圍的成熟平臺,僅靠會議軟件支撐下的線上教學的一過性(幾乎沒有學習數據的積累),對于接下來疫情不能消解后教學安排的焦慮與混亂,以及學術招聘市場的暫停造成學術失業嚴重,等等,則 “抗疫紅利”能夠推動中國的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在擁抱新技術革命實現教育方式的轉型升級上,會體現出先發優勢并引領全球的教育變革。
    這就意味著,不能疫情緩解后一了百了,回歸故態,而是片刻也不能將息,“宜將剩勇追窮寇”,打好疫情緩解后的在線教育等創新實踐的夯實入常仗、制度建設仗!勝勢轉化為勝局,戰機絕不可錯失。

    文章來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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