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產業鏈供應鏈的問題引發中央高層關注。前不久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專門就“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召開了常務委員會。產業鏈供應鏈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與我國經濟發展和未來世界競爭格局密切相關。
近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也就此問題召開了“全球產業鏈的重構與中國應對”雙周圓桌研討會。
不少專家認為，中短期內，我國在吸引外資方面仍具優勢，可在一定程度緩解全球產業鏈的“去中國化”。我國產業鏈的外遷趨勢既存在比較優勢調整的內在動因，也存在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
在內外因素影響下，未來全球產業鏈演進將呈現四大趨勢：一是以雙核體系為特征的全球產業格局將常態化；二是產業鏈區域化本土化趨勢將不斷強化；三是未來產業鏈將兼具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的特征；四是數字技術推動全球產業鏈向智能化、分布式、資本化的方向發展。
長期來看，地緣政治因素將對全球產業鏈的重構產生深遠影響。近年來美國在多領域推動對華脫鉤，尤其是高科技領域。目前，美國對我國5G產業進行打壓：一是在需求端勸阻歐洲等不要使用中國技術；二是在供給端推出實體清單、出口管制；三是推出開源5G的替代方案。我國需要充分認識美國政府遏制中國發展的決心，對美國方面可能采取的嚴厲措施和全球產業鏈的深度調整提前做好充分準備。
當前，我國應盡可能避免雙邊摩擦演變至熱戰、冷戰，直面雙核體系，主動把握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重要機遇。對外，堅持更大程度的開放，進一步提高我國作為進口大國的地位。對內，有效啟動國內經濟循環；加快落實知識產權保護、促進公平競爭和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設；把握全球產業鏈的數字化機遇，重點關注產業鏈軟件系統的標準制定和跨境電商產業鏈發展等。
“去中國化”的三大因素
我國產業鏈的外遷趨勢當中，既存在比較優勢調整的內在動因，也存在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外部驅動，需要從誘發因素和形成邏輯層面仔細辨別、客觀評估。
第一，符合客觀規律的產業遷出。
部分產業鏈向外轉移的過程，與我國產業升級進程一致，符合比較優勢動態調整的客觀規律。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原有比較優勢發生變化，部分產業鏈向其他國家轉移?？鐕竞茉缇突趪议g的比較優勢變化，著手產業鏈再布局。2008 年金融危機之前，勞動密集型中低端產業鏈（如紡織服裝等行業）就已逐步搬遷至越南、柬埔寨等其它低成本國家，且仍在持續撤離。
我國近年來也在主動擴大對外投資。2013-2014 年，中國的對外投資（ODI）已經超過了外商直接投資流入（FDI）。中國對外投資相當比重投向發展中國家或者新興市場。2018 年，在中國的對外投資當中，新興市場經濟體占比高達 40%，已經超過了美日歐三大發達經濟體的占比?？梢姡m度的產業鏈轉移和多元化也符合中國經濟的內生發展需要。
第二，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產業外移。
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第二輪產業鏈向外轉移的外部壓力，勞動密集型產業鏈、代工型產業鏈和以美國市場為主的產業鏈所受沖擊最大，外遷動力最強。這類企業除了遷至勞動力成本和關稅都較低的東南亞國家，還在考慮通過開拓歐洲、非洲等新市場尋找替代需求，或轉移至與美國臨近、關稅較低的美洲國家（如墨西哥）以規避關稅沖擊。此外，跨國企業也開始著手隱蔽而影響深遠的產業鏈調整。受貿易戰影響，跨國公司迅速進行產銷調整，由其它國家生產基地承接對美出口，而中國制造的產品則留在中國本地銷售或者銷往非美市場。駐華跨國公司普遍采用這類模式，表面沒有導致產能轉移和資金外流，但本質上放棄了美國市場，限制了中國產業的未來發展空間。同時，相當多的跨國公司也推遲了把生產線轉入中國的計劃，一定程度延緩了中國產業升級的速度。
一方面，疫情促使各國政府紛紛加快產業回流的戰略部署。美國方面，政府通過稅收杠桿迫使跨國企業將海外利潤生產環節回遷本國；同時積極推動建立“經濟繁榮網絡”的“信任伙伴”聯盟與中國競爭。日本方面，政府宣布追加補貼預算，鼓勵企業把醫藥產品或者對外依賴度過高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等產能遷回本土，或將產能從中國轉移到其它國家。歐洲方面，英法等國紛紛提出加強對重要醫療物資以及其他戰略性產品和原材料方面的生產自主權，減少對外依賴。新興國家方面，近期印度、印尼等國加大招商引資力度，試圖從華承接產業轉移，如印度邀請千余家美國公司從中國遷往印度。
另一方面，疫情沖擊下，跨國企業短期決策趨于保守，反而放慢了貿易戰以來的產業鏈外遷趨勢。疫情已持續近半年，許多企業業務基本處于停滯狀態，跨國企業首要關注目標還是短期效益、運營和現金流的穩定，部分企業回遷、新設產業鏈的計劃紛紛延期，許多企業甚至還沒有開始考慮“去全球化”、“去中國化”的產業鏈調整。
中短期內
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對外資仍有很大吸引力，這也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全球產業鏈的“去中國化”現象。
第一，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具有較強影響力，且市場優勢突出。2018 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在全球占比高達 28.4%，全球排名第一。在前 25% 出口中心度最高的產品中，我國占有數量緊次于美國，排在第二位。此外，在華外資企業對我國市場依賴程度較高，其 70% 以上的產出在中國市場銷售，僅 30% 出口到歐美，市場優勢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外資企業外遷產業鏈。
第二，我國制造業基礎扎實雄厚，產業鏈集群優勢短時間內不可替代。我國是全球重要的制造業中心，擁有最齊全的工業品部門門類，工業體系及基礎設施具有配套齊全、綜合成本較低的優勢，具備支撐全球產業鏈變革的硬件基礎。我國在勞動力數量、生產效率、經濟結構和配套基礎設施等方面相較其他國家具有非常大的優勢。
作為產業轉移潛在目的地，越南、墨西哥、孟加拉等國家在 2018 年的就業人數分別僅為中國的 2% 至 5%，制造業增加值只能達到中國的 1% 至 5%。越南 2018 年制造業人均產出剛剛超過 1 萬美元，而中國同期為 2.7 萬美元。美國作為產業鏈回流的主要發起國，由于長期重金融、輕制造的產業戰略使其經濟結構和基礎設施并不適合制造業的發展，調整和建設的成本極大。
第三，中國在疫情期間凸顯其治理能力優勢。疫情爆發后，中國體現出來的管理能力讓許多外資企業更理性地評估和制定供應鏈多元化策略。電信、媒體和科技（TMT）產業的龍頭企業均認為，中國在疫情控制和復工復產中的表現遠勝于其他潛在搬遷目的地如東南亞等國，后者目前正經歷更坎坷的生產停擺，供應脫鉤的狀態。
第四，疫情促使下一階段產業更重視數字基建，中國在相關領域擁有先發優勢。中國擁有發達的互聯網商業土壤，目前正在加速布局 5G 網絡、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數字基礎設施，數字集群優勢對跨國企業極具吸引力。很多跨國公司甚至表示，愿意留在中國甚至在中國加大投資，進而獲得數字經濟和商業創新的發展先機。
當前，地緣政治已成為指導美國對外決策的重要因素，也將成為推動全球產業鏈調整的深層次動因。美國近年來出于戰略、安全和外交等考慮，在貿易、投資、人文、教育和金融等多領域明確推動對華脫鉤。中美脫鉤也在深刻改變過去“中國作為制造業中心，美國作為創新中心和最大消費品市場”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
目前，中美圍繞高科技領域的博弈趨于白熱化，這是因為新興技術變革將從根本上重塑未來全球化格局，而中美在技術領域博弈的結果決定了誰將主導下一輪經濟秩序的構建。當前，美國政府對我國具有先發優勢的 5G 產業進行了多維打擊：一是從需求端勸阻歐洲等國不要使用中國 5G 技術。二是從供給端進行實體清單、出口管制，包括阻斷其它國家供應商向華為供貨。三是推出開源 5G 的替代方案。
我國需要充分認識美國政客遏制中國發展的決心，無論誰當政，對中國的打壓都不可避免。地緣政治因素很大程度上將對中國下一步產業鏈發展和全球價值鏈的分布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需要對美國方面可能采取的嚴厲措施和全球產業鏈的深度調整提前做好充分準備。
當前，全球化回調帶來了全球產業鏈的深度調整。近年來，民粹主義浪潮興起帶來了反全球化的浪潮，保護主義抬頭瓦解了全球貿易體系的根基，“黑天鵝”事件頻發也打擊了各國參與全球化的積極性。全球化從高速推進期進入調整期，在波動中面臨較大的回調壓力，全球充分競爭的格局已經被削弱，也帶來了全球產業鏈的深度調整。
由于貿易沖突、疫情沖擊等不確定性的沖擊，跨國企業的供應鏈決策越來越重視安全和穩定的考慮。近二十年來，全球產業鏈基于效率最大化邏輯，在水平方向上逐步形成專業化、細分化的產業分工，但也造成環節過多、物流成本高、運輸時間長等弊端，以及部分產業鏈過于集中在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問題，造成全球產業鏈脆弱性較高。一旦遇到與地域特征相關的沖擊，將使全球制造業面臨斷裂、癱瘓等打擊。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發生也使各國也開始意識到，若涉及基礎民生、國家安全和產業安全的行業（如醫療、軍工和高科技等）產業鏈過于集中在海外，將使本國在未來面臨外部沖擊或全球競爭時處于被動局面。在風險規避驅動和政府主動引導下，跨國企業的供應鏈決策將基于效益、效率和風險之間的平衡，而非唯效益效率是圖。
未來，全球產業鏈將更加向抗風險、多元化、強韌性的方向發展，具體將呈現為以下四類趨勢：
第一，以雙核體系為特征的全球產業格局將常態化。全球大概率會出現雙核體系，與冷戰體系不同，全球經貿體系以中美雙核為中心，中間存在很多搖擺國家和搖擺企業，它們既可以與中國做生意也可以和美國做生意。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一些國家通過與雙方同時合作，不僅有利于擴大利益面，也有助于平衡風險。
第二，產業鏈本土化、區域化趨勢將不斷強化。在地緣政治和風險規避因素驅動下，可預見的是，全球產業鏈將收縮至某個區域，或某個國家或地區。產業鏈區域化、本地化將成為結構性趨勢。而產業鏈的地域集聚特征也將取決于經濟體實力，譬如美日等國能夠將產業鏈回遷本土，而歐洲部分小國家則只能將產業鏈遷回歐盟市場。
第三，后疫情時代，全球產業鏈重構將表現為結構性重構而非搬遷式重構，未來產業鏈將兼具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的特征。為應對全球產業鏈的脆弱性，將全球最優秀的企業聚集在區域層面進行專業化的產業分工，形成垂直整合的集群模式，而收益仍由各國企業共享，這種既實現水平分工又實現垂直整合的生產關系，在提高抗風險能力的同時兼顧市場效率，是全球產業鏈的重要轉型方向。
第四，數字技術推動全球產業鏈向智能化、分布式、資本化的方向發展。
隨著云計算、工業互聯網和自動化等信息技術逐步成熟并投入商用，未來制造業將逐步向智能化、分布式方向發展，其在迎合了風險分散需求的同時，也使產業鏈變短變平，增強本土化、區域化趨勢，弱化全球化趨勢，加速全球產業鏈的重構。此外，數字技術也將加劇生產要素比較優勢邏輯的變化，技術替代勞動力的可能性進一步上升，而超低利率和負利率的貨幣環境也將大幅降低企業資本和融資成本，未來產業鏈資本化程度將不斷提高。
當前，我國應盡可能避免雙邊摩擦演變至熱戰、冷戰，直面雙核體系。對外，仍然需要重視參與國際產業鏈的重要性，以更大程度的開放化解“去中國化”潛在風險，為下階段我國產業鏈發展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
從具體措施來看，可重點考慮進一步提高我國作為進口大國的地位。應重視擴大進口對我國未來產業鏈部署和升級的利好。我國目前是全球第二大進口國，進一步擴大我國進口規模有利于緩解經貿摩擦，有利于加強其他國家對我依賴度和信任度，也有利于推動國內消費結構變化和產業鏈供給結構的轉型升級。此外，成為全球最大進口國將使我國有能力對更多終端商品定價擁有話語權、推動跨境人民幣貿易清算，進一步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影響力和吸引力。
對內，從根本上重塑現有產業政策和創新政策，使其更好地適應市場化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和產業升級的內在動力，以高成長市場和新基建優勢增強吸引力。
（一）應對外需低迷的不利形勢，有效啟動國內經濟循環。其一，考慮到我國出口型企業將在較長周期內持續面臨訂單驟減、資金鏈斷裂的困境，可鼓勵出口型企業根據國內市場需要進行改造，擴大內銷的份額?？煽紤]在一段時間內不對這類出口轉內銷的企業征收增值稅或其他稅費，相當于保留出口退稅優惠。其二，充分利用國內市場作為推動產業升級和專業化分工的主要驅動。重點關注 2.9 億農民工進城帶來的龐大消費需求和其促進消費方式產生的巨大轉變，賦予產業轉型升級更大的潛力。
（二）加快完善制度建設和市場機制，培育產業轉型升級的內生動力。認識到全球化紅利的逐步消退，我國需要加快完善制度建設，建立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內生動力機制。其一，完善知識產權保護，保護企業創新升級的積極性。其二，可考慮借鑒歐美產業政策，鼓勵而非抑制公平競爭，為企業創造良性的激勵機制。其三，加快完善科研服務、管理體系，重視基礎學科，關注基礎學科發展與技術應用之間的協調關系。當前，全球科技競爭不斷向基礎研究前移，當前迫切需要健全基礎科學研究評價體系，全面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
（三）把握全球產業鏈數字化機遇，充分發揮我國先發優勢。
其一，鑒于未來制造業將不斷向智能化、分布式的方向發展，我國
應積極布局基于新技術的產業生態，及早建立數字經濟產業鏈的集群優勢，推進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
從而吸引跨國企業愿意留在中國或來中國加入我國產業鏈建設。此外，當前制造業尚未建立起全球化、統一的 To B 系統軟件，相關標準也尚未確立，我國可考慮主動把握成為全球標準制定者的主導權。其二，充分挖掘我國跨境電商優勢和市場潛力，增強平臺服務不同國家的能力，尤其應盡早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入跨境電商平臺，鞏固我國在跨境電商產業鏈中的重要地位。
文章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公眾號ID：CHINAFINANCE40FOR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