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東：搞好新基建 超越新基建

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搞好“新基建”是應對挑戰的重要舉措。實際上，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還來自于更深層次的問題，需要超越新基建來應對。

在疫情的沖擊下，我國今年第一季度的GDP下降了6.8%，社會就業、財政收支、企業經營、人民生活等都面臨巨大壓力。為了減輕和化解這些壓力，中央提出要加快推進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成為熱門話題。

根據國家發改委創新和高技術發展司司長伍浩4月20日在發改委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的說法，新基建是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信息網絡為基礎，面向高質量發展需要，提供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等服務的基礎設施體系。具體包括3個方面的內容：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當然，還可以進一步細化為5G通訊、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

很顯然，新基建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不能直接解決餐飲、旅游、娛樂、外貿等受沖擊最大的行業的問題。新基建的主要目的，從短期來看，是希望通過加快一些新型產業的發展來彌補受沖擊較大的產業遭受的損失，同時創造一些新的就業機會；從中長期看，新基建可以為經濟的進一步轉型和高質量發展打下更為堅實的基礎。

有人擔心，新基建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就像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筆者認為，這樣的擔心大可不必。工信部原部長李毅中曾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后經濟形勢極為嚴峻，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而且當時在制定相應政策時，我們的思維方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喜歡用書本描述的理想化的狀態套現實，希望政策完美無缺，實際是一種“幻想”。新基建的大部分內容不屬于傳統產業或產能過剩產業，而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大有前途。

對于新基建，還有其他的觀點。比如著名經濟學家劉世錦指出：新基建是必要的，但是量太小，不足以挑大梁；新的城市建設是更有效的措施。對此，我們是贊同的。沒有足夠大的投資規模，是難以真正化解目前的巨大困難的。

實際上，我們需要超越疫情的影響，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來理解新基建，“超越”新基建。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至少有兩點需要特別關注：一是我國經濟到底還有沒有高速增長的潛力，二是需不需要高速增長。我們的認識是：我國經濟還存在巨大的增長潛力，也需要高速增長。這就決定了，新基建是必須的，但是還遠遠不夠，應該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促進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

我們先說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性。從國內看，我國的人均GDP還不高，特別是還存在大量的低收入群體和相當數量的經濟不發達地區。從國際看，我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日益增大，美國步步緊逼?；膺@一矛盾，靠韜光養晦、妥協退讓是辦不到的，根本的辦法是不斷提升我國經濟科技實力，盡快成為真正的世界經濟強國，只有這樣，才能不怕打壓，才能爭取到更多盟友。正因為如此，實現經濟高速發展是必須的。

再說經濟高速增長的可能性。這需要一些理論分析，具體而言，從投入產出效率的角度看，組成國民經濟的眾多產業具有不同的特點：有些產業屬于高投入/高產出（I）類型，有些屬于高投入/低產出(II)類型，有些屬于低投入/低產出(III)類型，還有些屬于低投入/高產出（IV）類型。當然，不同國家的經濟結構可能存在很大不同，有些國家IV類產業較多，有些其他類產業較多。

根據這樣的分類，我國經濟增長的空間或潛力不是籠統的，也不簡單是各個產業的平均數，而是存在于具體的、不同的產業之中，是各個產業增長潛力的總和，具體取決于一定時期內世界總體的需求量與我們能夠滿足的需求量，從根本上講是取決于我們滿足需求的能力，取決于每個產業里我國企業的競爭力。

考慮到除了高鐵、5G等少數產業外，在大多數產業中我們同發達國家企業在市場份額和競爭力方面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因而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遍布I、II、III、IV各類產業，潛力是巨大的。從這個角度講，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個客觀存在，或者說，它實際上是競爭力弱的代名詞；提高了產業競爭能力，就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遍布各類產業，那么為什么我國近幾年的經濟發展速度不理想呢？筆者認為，問題出在了對我國經濟結構升級和高質量增長的理解偏差上：不夠重視I、II、III類產業，而對第IV類產業寄予過高的希望，在很多產業盲目地去產能?？紤]到我國I、II、III類產業的規模遠遠大于IV類產業，而且II類產業中還包括很多處于培育期的產業，其潛力還沒有發揮出來，這樣做其實是人為降低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舉兩個例子。一是傳統經濟大省山東這幾年經濟發展速度不理想，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抽象的所謂體制機制問題，而是傳統產業不合適的、劇烈的去產能，大量企業被關停。二是化工產業，我國雖然是化工大國，但是乙烯總產量還遠遠落在美國后面，按人均計算就更為落后。因此，雖然乙烯產業是高投入、高產出的行業，但仍需要大力發展，發展的限制條件在于我們有沒有相應的能力，主要是技術能力。即使是轎車產業，若按人均計算，我們也大大落后于日本、德國、美國、韓國等。

換句話說，在我國的I、II產業仍然充滿增長潛力的時候，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高投入是必須的。產業升級靠的不是關停企業，而是技術升級、設備升級，這些都需要投入。還是以山東為例，山東有大量的高投入高產出型產業，全省2016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0.4%，但2017年降為3.5%，2018年4.1%，2019年則跌至-8.4%。如此低的投資，不可能有高的經濟增長。實際上不只山東如此，全國不少地方都存在類似的情況。

為什么許多地方不夠重視I、II、III類產業，而對第IV類產業情有獨鐘呢？一是盲目照搬發達國家的實踐，而且是錯誤的實踐。在這些國家，尤其是美國，由于各種原因，特別是對股市的偏好，低投入、高產出的IV類產業受到追捧。但是，也正因為如此忽視了其他產業的發展，出現了嚴重的制造業空心化問題。二是把我國近些年經濟發展速度的下降等同于發達國家長期發展后經濟增速的下降，沒有看到我們的增速下降更多是一種主動選擇造成的——然而這種選擇一定程度上是值得商榷的。

實際上，這些發達國家不是不想實現經濟發展的高增速，而是實現不了：他們選擇了“預期高”的以低投入、高產出為特征的IV類產業，忽視了“預期低”的其他類產業，因而放棄了很大一部分成長的機會。更為嚴重的是，這種選擇、忽略和放棄的嚴重后果，在虛幻的股市中是難以被人們認識的。久而久之，人們反而適應了低經濟增長，并認為“低增長、高股價”就是正確的“高質量發展模式”。研究表明，很多人所羨慕的美國的“高質量發展模式”并不成功，2007—2016年，美國年均勞動生產率提高只有1.17%，而在1948—1976年，這個數字是2.79%。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們的建議是：搞好新基建，超越新基建，重視廣泛存在于所有產業的各種發展機會，以高強度的投資帶動經濟高速發展。這包括但不限于：大規模建設政府投資的高質量、功能齊全的住房，并出租給大學畢業生和其他人員；大規模增加更廣義的建筑業、基礎設施行業的投資，比如城市軌道交通；大規模建設以5G為基礎的信息基礎設施；大規模建設與完善電力系統、公共衛生系統。只有這樣，才能為破解國內外壓力，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