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強國“清華經管說”| 朱巖：疫情下數字經濟與傳統制造業轉型新機遇

疫情下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制造業轉型新機遇

三，培育數字化產業生態。只有打破傳統的商業模式，才有可能培育新的數字化生態。傳統的制造業在過去的 20 年里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隨著數字化轉型的深入，企業原來所采用的經營方式以及商業模式可能在數字轉型時期成為產業發展的瓶頸。這個時候就需要建立全新的數字化產業生態。

從以上兩份文件中可以看到，國家在推動數字化轉型方面的投入力度相當巨大，為企業創造了良好的數字化轉型環境，具備了轉型的政策條件和軟件、硬件兼備的準備基礎?；趪姨峁┑牧己玫霓D型政策條件，企業要想做到能轉、敢轉、會轉，就要做好數字化轉型的五個關鍵問題：

第一，價值賦能。數字化轉型的根本驅動力是釋放數字消費，價值賦能是數字化轉型時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F在市場上發生的消費更加注重數字空間或物理數字空間，在這種空間里產生的消費就叫做數字消費。無論你是一家水杯制造企業還是工程機械的制造企業，都要考慮通過在產品上添加傳感器，通過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為之注入數字內涵并釋放數字消費。所以，單一的工業品生產時代已經過去，我們需要讓工業品與數字時代相適應?，F在的市場會為數字消費買單，那我們就應該為市場提供相應的數字化產品和數字化服務。很多傳統企業在過去的若干年里比較習慣于跟著資本市場跑，這對于實體經濟尤其是對于制造企業而言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要讓制造企業的財富創造能力變強。

第二，理論賦能。數字化轉型必須要理順數字化生產關系。早在 2018 年 5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兩百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提出我們學習馬克思就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思想。我們現階段的生產力是“大智移云區”為代表的的先進生產力，但是我們現有的生產關系卻是和工業化的大規模協同生產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兩者之間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落實在企業實踐上就體現在我們的管理模式、商業模式與先進生產力的不匹配性。所以，我們需要做適度的理論學習，這將有助于我們理順數字化生產關系，創造數字時代的企業價值，實現從產品制造型企業向服務制造型企業的轉變。

第三，技術賦能。對企業而言，我們希望由國家提供更加成熟的技術環境，利用先進生產力為企業創造價值。目前，我國正在盡力將成熟的技術方案落實成和日常所需的水、電資源一樣的基礎設施，這就是國家強調的新基建，我們也把它稱作數字基礎設施。有了新基建，數字化的 5G、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就能開啟企業的數字化“電機”，為企業創造價值。

第四，生態賦能。傳統的信息化實施方法對于生產制造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來說是不適用的，數字化轉型需要我們建立一個產業鏈上下游協同轉型的新生態。受到疫情沖擊后的世界經濟正在進入到一個全新的產業鏈重構階段，對中國而言，我們需要建立的是企業和企業之間的新型伙伴關系，尤其是國企和民企之間的新型伙伴關系。新的產業生態應該是一個改變劣幣驅逐良幣現狀的更加健康的產業生態。

第五，人才賦能。數字化轉型需要數字產業模式研發方面的人才，尤其是懂經濟、懂產業金融的相關人才，然而目前各個行業都大量缺乏這類人才。因此，人才賦能顯得尤為重要。

構建數字化生產關系，改變企業的生產組織模式和商業模式時要遵循以下三個特征：

第一，數據透明。雖然我們擁有海量的數據，但是我們難于建立產業生態內的信息透明，這種信息的不透明使得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權力尋租或當權者不作為現象，極大影響社會公平性，而公平性的缺失就是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根源所在。所以，數據透明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標志。我們需要打通各個數據的孤島，實現數據透明，為社會帶來不一樣的消費模式和生產組織模式。這次疫情也讓我們看到了通過國家數據基礎工程實現數據透明對疫情防控和整個社會的價值。比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區互認健康碼的決定在近幾天才剛剛落實，然而從技術上來講，這種數據的打通并不是難事，只是因為健康碼數據的不透明對居民造成了一段時間的困擾。在企業和產業生態當中，數據不透明帶來的公平性缺失會造成更加嚴重的后果。想要實現產業生態內部的數據透明會遇到巨大的阻力，這需要各位企業家朋友們能夠先從自己的企業入手，實現企業內部的數據透明，這也是企業具備邁向數字化生產關系的最基礎條件。

第二，全員可信。建立全員可信的信用體系是構建數字中國和數字化生產關系的基礎工程?，F在國家正在向這一方向努力，而我們每一個企業也應該積極參與到全員可信的信用體系建立當中。沒有這樣一個可信的信用體系，企業目前面臨的大量困境就沒有實際有效的解決辦法。比如我國中小企業貸款難，貸款貴問題。民營企業的主體信用與國有企業相較來說較低，銀行的依靠主體信用放貸的模式很難為中小企業紓解困境，而另一種訂單貸款模式，也可叫做基于交易信用的貸款也并不奏效，因為整體信用體系的缺失而導致交易信用在短期之內無法替代主體信用。長此以往就形成了中小企業、國有企業和銀行之間的信用三角債。當年，朱镕基總理解決了資金三角債問題，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活力，我們現在也到了一個急需解決信用三角債的階段。目前來看，基于區塊鏈技術來構建全員可信的信用體系逐漸在技術上具備可行性。2019 年 10 月 24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學習時提出的區塊鏈要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這一高瞻遠矚的論斷為信用社會的建立、為解決上面所說的信用三角債問題提供了基礎。我們希望數字化生產關系經過這一輪變革，能夠為中小企業排憂解難，能夠通過交易信用為中小企業帶來更多活水，讓中小企業在數字化轉型時得到國家各個層面上的更多支持。

第三，身份對等。能夠做到數據透明、全員可信，意味著我們已經具備了人與人之間更加平等的基礎。人和人之間的平等是我們黨努力的方向，也代表著社會前進的方向。在尊重每一個個體的文明社會階段，更應該促進身份的對等性。當一個企業能夠將客戶與自身對等，把他們看作是自己員工，它的經營模式就會大不一樣。每一個客戶都是一個擁有智慧的人，如果我們能把客戶的智慧變成企業的價值，那就會釋放更大的人口紅利。中國的勞動力人口紅利已經告一段落，但是如果用新生產關系讓每一個人在有限的生命里釋放更多智慧來創造價值，就是對社會具有巨大貢獻的智慧人口紅利。我們希望企業能夠拋棄原有的層級化、職能化組織模式，不要把一個員工看作是在某一崗位上的特定工作人員，而是應該用一種更加對等的生產關系來釋放每一個個體的創造力，挖掘他們的潛能，使之發揮更多智慧。

當具備以上三個基本特征之后，我們就能夠確定理順企業生產關系以及社會生產關系轉變的方向，明確要打造的企業內部管理模式、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和文化重構的模式。這種思維方式的變化將會幫助企業在數字化轉型時代搶占行業內的至高位置。

當一個企業占據了行業至高位置，下一步要思考的就是產業重構在產業鏈上的具體定位。前段時間，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產業轉型顧問委員會主席、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同志對全球產業鏈布局發表了非常深刻的見解。他在文章中表達了他對數字化生產關系變革在全球產業重構過程當中發揮具體作用的六個觀點。

首先，傳統水平分工的全球產業鏈體系的抗風險能力相對比較弱，一旦出現疫情等大范圍的全球事件，就很容易受到強烈沖擊甚至土崩瓦解。我們現在的全球產業鏈狀況并不樂觀，仍然要警惕“黑天鵝”或“灰犀牛”事件的發生。美國五月份的原油期貨價格已經跌到了-37 美元，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雖然以目前的全球狀況來看，以這樣的價格進行交易的原油期貨量并不大，但是它折射出了全球產業鏈水平分工模式被打破后出現的局部性不合理甚至極端性問題?，F在，美國的牛奶企業又和 1929 年時一樣把牛奶倒到河里，這類情況的出現都是由水平分工的產業鏈體系抗風險能力弱所導致的。所以，疫情給我們帶來的警示就是，將來的全球產業鏈應該是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相結合的模式，這是更有利于全球制造業發展的方向。

那么，中國該如何創建水平分工與垂直整合相結合的制造業新生態。垂直整合就是把原本按照水平分工而遍布全球的產業集中在半徑約兩百公里的范圍之內，這樣就能避免分布過廣所帶來的風險。垂直整合既能夠讓全球具有制造優勢的企業發揮他們的作用，又體現抗風險能力。比如，我們在北京方圓兩百公里范圍之內整合疫苗研制的整個產業鏈，這一范圍內不只有中國企業，也可以有來自美國、波蘭或者東南亞的任何一個國家。我們一定要注意，垂直整合的核心是降低產業鏈的風險，即使發生全球性事件，我們的產業鏈依然能夠保持完整。美國現在實行的政策實際上也是一種產業的垂直整合，他們也意識到當前產業鏈的破壞對全球制造業來說是不可逆轉的，所以他們也把大量的美國企業拉回本土實現垂直整合，然而他們只接納美國自己的企業這種單邊主義、民粹主義做法是相對閉塞的。我們中國要做這樣產業垂直整合是以更開放的姿態歡迎全球企業來到中國，這業符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產業鏈集群的形成也是價值鏈重塑的過程，它有利于全球產業鏈的數字化轉型。產業鏈集群不是簡單的將企業集中在一起，而是通過垂直整合去創造新的價值。一個產業鏈集群中需要整合進大量的互聯網企業、軟件企業和新型服務企業，這些在傳統制造業時代并沒有被納入到產業生態當中的企業需要被我們更多的考量，因為他們可以為你的產品做數字化賦能。比如，我們想要讓服裝具備數字化就需要研發傳感器，需要軟件研發企業為之做一套服裝操作系統，還可以基于服裝提供的大量數據與醫療行業融合，醫療行業擁有人體相關數據的基礎后就能做出更多的新服務，同樣金融行業也會融合進來，為客戶提供更準確的健康保險。這就叫做價值鏈重塑的過程。它不是傳統生產企業的簡單疊加，而是一個價值鏈的創造，也是我們所說的數字化轉型。產業鏈集群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營商環境的競爭，產業鏈集群的選址是由市場決定的，一個地域的營商環境決定它是否能夠打造一個數字化的新價值創造空間，這也為我們各個城市做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基本思路。從中央的政策來看，我國正在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創造適合產業鏈集群發展的營商環境，所以從整個個中國到具體的每一個地域都需要進一步落實政策，努力打造更適合地域發展的產業鏈集群。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產品類別都可以搞產業鏈集群。產業鏈集群模式主要針對高端制造業或者能夠做數字化轉型的制造業。

從黃奇帆同志的六個觀點中我們能夠看到制造業下一步發展的總體方向。完成生產關系的調整和產業鏈集群的調整之后，我們就能夠打造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比如，國家目前正在推進的新基建所支撐的就是數字經濟的循環，我們現在所做的數字化轉型就是為了抓住數字經濟循環重構的新機會，讓中國在未來的若干年里能夠領先世界。目前，我國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打造讓我們很有信心，除了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的 5G 外，我們的軟基礎設施——DCEP 在蘇州相城區也已經開始試用。DCEP 對于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將會有著若干年之后才會意識到的巨大價值，對個人來說，它的推廣也容易被大家所接受。所以，我們說數字人民幣作為貨幣這種基礎的生產關系，它對于整個數字時代的改變剛剛開始，然而中國已經在這方面實現領先。類似的基礎設施創建為我們落實產業鏈集群，打造新的產業生態奠定了堅實基礎。

產業生態也可稱作是以產業互聯網為主的生態結構。我們的便利生活得益于消費互聯網，消費互聯網的核心是流量。疫情發生之后，當所有的銷售渠道被阻斷，只有網上的流量是不能被阻斷的，所以我們也看到了網紅帶貨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但是消費互聯網時代無法解決網絡上兩個商業主體之間的可信性問題，導致網上的商業經營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而產業互聯網是以可信為核心。很多傳統制造企業在探討數字化轉型問題時誤以為網紅帶貨形式是數字經濟，是在做產業互聯網，這是不對的。產業互聯網是要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產品到服務進行大量創新，以新生態的打造改變盈利模式，改變每一個合作伙伴之間的交易方式。

產業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可以被總結為二維市場下的企業模型。所謂的二維市場，就是除了實體市場以外，我們還需要建立一個虛擬市場。對于任何一個企業而言，實體市場是我們重視的核心所在，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虛擬市場正在興起。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物理數字系統，對生產企業而言，具體到模型構建上就需要考量怎樣占據一個虛擬市場，也可把它稱作為社區。我們仍然可以在實體市場上繼續以原來的方式銷售商品，但是這時候的商品已經具備了數字內涵，在虛擬市場里，我們把它稱作數字孿生。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有一個與實體企業一致的孿生企業，這個孿生企業能夠通過數字空間進行經營。構建虛擬市場的主要或根本原因在于人群的變化。我們現在的整個人群在向網狀結構發展，網絡之上的每個人都是對等的，這種對等關系直接挑戰了市場的基礎行為。

對于建立虛擬市場，在傳播層面上，我們要壓低數字孿生的成本。在面對以前的樹狀人群時，我們更多的市場營銷手段是采用公用媒體，比如：廣播電視、報刊雜志、新浪百度等門戶網站，而網狀結構人群并不能完全接受這種手段。網狀人群的最佳代表就是 Facebook 和微信。Facebook 的全球用戶數量是 15 億人左右，微信也擁有超過 10 億的用戶數量，如此大規模的人群聚集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大家在使用微信時能夠體會到，我們彼此之間都是平等的。人類社會在向著這一方向發展，我們的企業也必須要適應這種社會發展方式，做到人和人之間對等，企業和企業之間也對等。網狀人群的出現也為傳播方式帶來兩種效應。第一種叫做擠出效應，它將傳統媒體擠了出去，因為大家更相信網狀人群彼此之間傳遞的信息，來自其他渠道的聲音很難影響身邊的每一個人。擠出了傳統媒體也意味著企業的市場營銷方式發生了改變。第二種叫六度效應。六度指的是 Six Degrees（六度空間），是六、七十年代哈佛大學數學系的斯坦利·米爾格蘭姆教授提出的一個社會學概念，意思是人和人之間最多通過六層關系就能建立起聯系。這在網狀人群里非常容易實現，而且一旦實現六度傳播，就意味著僅僅依靠網狀人群自身的傳播力量，就可以實現整個市場的營銷，也意味著媒體傳播和市場營銷的徹底革命。這就是當人群類型發生變化后必須建立虛擬市場的重要因素。如果我們能更好地利用六度效應，利用這種虛擬空間來做傳播的話，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成本才能真正降下來。數字化轉型不是“燒錢”，“燒錢”的是老經濟，賺錢的才叫新經濟。在創新層面上，我們要創造數字孿生的價值。企業一旦具備了二維結構，價值空間的創造就來自于新的數字消費。我們把人群聚集在你的虛擬市場里，這些人產生的數字消費就有可能為制造型企業創造巨大的價值增長點。今年第一季度的中國汽車銷量慘不忍睹。汽車產業本就已經進入到了寒冬，疫情對他們的打擊可能會導致一些優秀的汽車企業倒閉。這是我們不愿看到的。以前，汽車行業只注重實體，而現在汽車行業轉型需要注重虛擬市場。比如，奧迪在中國擁有五百萬車主，可是這五百萬車主除了最初買車之外沒有給奧迪汽車帶來后續服務等更多的收益。所以，將來的汽車企業一定不能只看橫軸的賣車數量，而是要思考在縱軸上構建汽車使用者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獲取更大的價值。數字化轉型企業做的最好的就是蘋果公司，我們希望在每一個行業里都會有大量的“喬布斯”存在，改變傳統制造業的盈利模式，改變傳統制造業的價值創造方式。

彼得德魯克說過，一家企業最核心的兩個職能，一個是創新，一個是營銷。疫情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困難，但是也確實加速了人類社會向數字社會轉型的速度。這是中國企業、中國制造業面臨的千載難逢的機遇。面對這樣的機遇，我們一定會經歷陣痛，要淘汰落后的產能，淘汰那些不能適應數字化轉型需要的企業，淘汰不能建立新生產關系，利用新生產力的企業。同時，在中國從上而下的數字化轉型政策的指引之下，我們要改變思維模式，掌握更多的數字化技術，為未來社會創造巨大的價值空間。期待我們的各位校友，各位企業家能夠一如既往地和清華大學保持緊密聯系，共同做好數字化轉型，用數字創新共克時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