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平「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產業轉型顧問委員會委員、聚量集團、聚均科技董事長」
文章｜《中國金融》 新媒體供稿
2020 年一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引發了全球經濟學家對人類社會現有經濟形態的再思考。在這一輪思考中，數字經濟成為新冠疫情后我國和許多西方發達國家高度重視的全新發展方向。從國內情況來看，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關于從七個領域加快推進新型基礎建設的指導意見，到今年 4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配置機制體制指導意見》中首次將數據明確為新的社會生產要素，再到今年二季度 31 個省市陸續出臺的地方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發展數字經濟被視為當前幫助企業盡快恢復生產和經營活力，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有效途徑之一。
所謂數字經濟，是指在在智慧科技高度成熟的背景下，人類通過對大數據的識別—選擇—過濾—存儲和使用，引導有限的社會資源通過最優化的模型和算法，精準流向投入產出比最高的領域，實現資源的快速、精準配置和最優產出，最終幫助實體產業顯著降低在傳統生產過程中不經濟、不必要的資源和成本投入，提升生產效率，同時實現降本和增效兩大目標。數字經濟通過信息科技手段使企業的決策、生產、管理過程更加透明，降低了過去信息不對稱產生的冗余成本。
數字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它的實施載體是各類服務產業的數字化信息平臺，實施路徑是產業自身從生產到銷售的全面數字化轉型。目前國內服務于產業的數字化信息平臺（或稱工業互聯網平臺）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從功能來看，已經能夠為傳統企業提供較為全面的數字化轉型服務，服務內容涵蓋從產品設計、到生產制造、到銷售流通、再到售后服務的全流程數字化服務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數字化轉型方案并不是一種單一的產品和服務，而是一種全方位的方案思維，企業在接受數字化的過程中，不能單一局限于某一領域的數字化，閉塞的數據信息起不到任何數字化效果，必須從公司戰略、管理體系、生產體系、銷售體系乃至企業文化各個環節都實現數字化和認同數字化，方能真正落地形成數字化轉型成果。相應地，數字經濟為企業帶來的降本增效，也是全方位的，體現在生產效率、物流效率、管理效率、資本效率、銷售效率、品牌效率等多個方面。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最終要實現落地，必須依托各大傳統產業加快自身數字化轉型的速度。越多產業越快完成了數字化的轉型，整個社會的數字經濟形態就越成熟。
要加速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在落地實踐過程中需要兩大基石。一是數字信息技術的改造賦能，二是產業金融的輸血賦能。光有技術沒有金融，傳統產業，特別是產業鏈中下游各類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無法承受巨大的技術轉型成本，數字化轉型推動不起來；光有金融沒有數字技術，勢必難以擺脫目前產業金融（供應鏈金融）服務難下沉、成本難降低的困局，仍要走傳統供應鏈金融的老路。
因此，產業數字金融服務和產業數字化技術服務相輔相成，雙輪驅動才能真正讓產業完成自身的數字化轉型，數字經濟的全新社會形態才能真正落地。
所謂產業數字金融，本質是物聯網、區塊鏈等智慧科技技術和產業金融服務的有機結合。智慧科技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使產業鏈情況透明化，企業底層資產可視化，潛在風險可控化，幫助金融機構降低過去因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風險成本，在風險成本降低、風險可控的基礎上，降低了產業金融服務的成本和門檻。
產業數字金融是目前供應鏈金融的升級版本，有兩方面特點：
一是突破傳統供應鏈金融主體信用的風控模式，通過資產的數字化，風險的可預警和可控制，幫助金融機構擺脫對主體信用、確權增信和擔保抵押的過度依賴，這讓產業鏈上 80% 的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不再因為沒有擔保抵押、確權增信而貸不到款，或貸款成本居高不下。供應鏈金融還停留在核心企業增信確權的中心化金融服務階段，技術和科技含量并不高。而產業數字金融是一種產業鏈上“去中心化”的全新金融服務模式。
二是建立生態賦能思維，產業數字金融科技公司不再自己做金融，而是全心全意為傳統金融機構提供技術賦能，與金融機構共同形成一個科技+金融的生態，幫助金融機構更好地服務實體企業，這和傳統供應鏈金融公司的定位截然不同。
對于實體產業數字化所能帶來的社會效益，美國通用汽車（GE）公司做過一次有借鑒意義的測算。GE 是美國工業互聯網發展戰略中重要的落地平臺，引領美國國家工業數字化體系的建設工作。GE 早在 2017 年提出了著名的 1% 理論，認為在航空業、電力、醫療、鐵路和石油天然氣這五個行業中，通過數字化手段每減低 1% 的成本，就將為產業鏈企業釋放 3000 億美元的不必要成本。在數字經濟形態中，小小的 1% 改變，就將帶來顯著的社會效益。
當前我國提出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其內涵和外延均遠大于當年美國的工業互聯網浪潮，如上文所述，所帶來的降本增效，也體現在更多的細分領域。
僅以數字經濟中產業數字金融細分領域來分析，就能為實體經濟帶來兩大方面的降本增效：
一是科技賦能下通過降低金融服務的風險成本，實現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顯著下降。產業數字金融主要以科技賦能方式，服務企業的應收應付賬款和經營性固定資產兩大領域。人民銀行公布：截至 2019 年底本外幣企業應收應付貸款余額為 38.43 萬億元。這里只統計了傳統金融機構已滿足的實體企業金融需求，此外仍有另一大部分的金融需求傳統金融機構還未觸及。如以清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 2018 年中國社會企業平均融資成本 7.6% 粗略估算，產業數字金融為企業應收應付賬款和固定資產的融資每降低 1% 的金融成本，就可為社會企業節約 3 萬億的金融服務成本。這種降本增效的效果，對于融資成本遠高于平均值的我國產業鏈上 80% 的民營和中小企業而言，無疑是雪中送炭。
二是技術賦能背景下，科技作為一座橋梁勾連起了不同的金融機構，形成了一個金融機構的大生態，可為實體企業提供綜合金融服務方案，這樣的方案融合了商行、投行、券商資管等各類金融機構的特色服務產品，提升了金融機構間的協同效應，讓金融機構間的產品彼此取長補短，形成合力，更全面服務實體企業，真正幫助實體企業改善資產負債結構，實現綜合的降本增效。
產業數字金融每 1% 的小小改變，就將為產業帶來數萬億規模的降本增效，這就是數字科技的獨特魅力。但要實現上述效果，在落地實踐過程中還存在許多困難。
產業數字金融必須依靠科技公司與金融機構共建才能形成生態。當前，以銀行業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在數字經濟的大背景下，正在努力探索“主動開放”的全新發展路徑，銀行業提出的“開放銀行”，被認為是未來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的必經之路。當前正是科技公司和金融機構合作創新的最佳時點，產業數字金融正是“開放銀行”戰略一個很好的落腳點。
但產業金融的數字化，是一個全新的模式，落地實踐起來需要一個逐漸被市場接受的過程。我們呼吁在落地過程中要給予從事產業金融數字化賦能的企業和平臺更加寬容的孕育土壤。
一是更寬容的創新培育政策：國家應選取若干目前市場上先已起步，相對較為成熟的產業金融數字化平臺納入金融沙箱監管，為這些科技公司提供合法的金融科技創新背書，使科技公司的身份、技術、數據、模型更易于為金融機構所認可，并在沙箱試點過程中鼓勵和組織大型金融機構與科技平臺深度合作，真正邁出“開放銀行”的創新步伐，鼓勵創新試錯，共同讓數字科技能在最短時間內符合金融機構的風控要求，更全面、精準反映產業鏈企業的經營情況和資產情況，最快速度推向市場，服務產業。
二是更規范的市場準入機制：金融監管部門應根據沙箱試點情況，逐步出臺產業金融數字化的各類行業標準，凡達到行業技術標準的資產數字化服務，各金融機構均應認可其數據的公信力，監管機構后續還應通過設立產業數字金融科技牌照等方式提高行業準入門檻，以類金融機構的方式規范產業數字金融科技行業的日常監管。
三是更開放的生態思維：產業數字金融是數字金融的一個重要領域，數字金融又是國家數字經濟大戰略的一個重要分支。不同于傳統金融服務，產業數字金融不太可能光靠金融機構自身的力量去落地、去實現，也不可能出現超級平臺，贏家通吃。我們呼吁科技行業、金融行業、實體產業三方要共同參與，放下芥蒂，平等互助，互相尊重，彼此賦能，開放包容，共建生態，才能真正實現數字信息技術為金融機構，為產業發展全方位的賦能，助力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文章來源｜中國金融雜志（公眾號ID：cn-fi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