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孔丹在清華大學“智慧中國研討會”上的發言，特此分享，以饗讀者。
古人說“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在這金風送爽的初秋時節，參加“智慧中國”研討會，我也略陳管見。“智慧中國”涉及范圍很廣，需要研究的問題也很多，推動“智慧中國”的系列研究很有必要。
我們正處在一個經濟快速發展、技術飛速迭代的時代，每隔一段時間，都需要有新的詞匯，對這些日新月異的變化進行定義。這些新詞匯，包含著我們對經濟社會新形態的努力探索，進而逐步演化成為我們認識時代、詮釋世界的重要視角，融為我們觀念的一部分。“智慧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具有先導性、通用性、戰略性和融入性的新概念。
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突出特征，也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核心。數字化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奠定了基礎，其發展趨勢是社會的全面數據化，即將一切信息轉換為數據，對數據進行收集、聚合、分析與應用。網絡化為信息傳播提供了物理載體，催生出新產業，甚至重塑了現有的產業布局。智能化則體現信息應用的層次與水平，其發展趨勢是新一代人工智能。
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整體驅動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根據“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在生產方式方面，我們要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具體包括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醫療、智慧農業等等；在生活方式方面，我們要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務、建設智慧城市和數字鄉村、構筑美好數字生活新圖景，包括在線課堂、互聯網醫院、智慧圖書館、智慧社區、智能小區，市政公用設施、建筑智能化改造，甚至還要建設智慧法院；在治理方式方面，則要加強公共數據開放共享、推動政務信息化共建共用、提高數字化政務服務效能。
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帶來的這一切變革，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已上升到治理方式；而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產業，作為蓬勃生長的新事物，本身也亟待治理。“智慧中國”治理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依靠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來加強和完善社會治理；二是通過加強和完善社會治理來推進網絡空間即虛擬空間的依法治理。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既是社會治理的工具，也是社會治理的對象。
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構成了一座依次遞進的技術金字塔，但一直缺乏合適的術語來概括?！皵底帧敝粡娬{信息技術金字塔的底部，忽略了最新最尖端的技術進步；“智能”一詞則過于專門，只強調金字塔尖，不足以概括全貌?！爸腔邸迸c“智能”相近，既突出了金字塔尖，又相對概括，足以形容整個信息技術革命金字塔。更重要的是，“數字”“信息”“智能”“網絡”等術語都偏重技術，沒有體現國家和社會對于技術工具的治理；而“智慧”既可指信息技術和工具，也可指治理方式和手段，充滿了人文關懷?！爸腔壑袊本褪恰癝mart China”，正好與政治學界常提的“巧實力”（Smart Power）不謀而合。
“智慧中國”的社會治理，就是要緊抓機遇、規避風險。技術進步為我們創建美好生活提供了無數機遇，世界銀行 2021 年的《世界發展報告》題目就叫“數據改善生活”。以出行為例，過去打車多難？現在智能技術小試牛刀，就實現了動態價格、動態運力調度，出門一下子容易多了。等到將來智能駕駛技術成熟，普通人也不用學開車了，交通事故大大減少；路上全是無人車，除了加油、充電、檢修，可以一直跑，連停車場都省了；加上智能調度，空載率控制到最低，整個城市也不需要很多車，大大節省能源，而且連堵車問題一起解決了。在其他領域，同樣會經歷天翻地覆的變化，比過去十年里經歷的還要大、還要根本。我們此時此刻的想象力，與未來真正能夠實現的現實相比，一定是極其貧乏的。
但我們不能被動坐待技術進步改變生產生活。“智慧中國”的社會治理要求我們主動緊抓機遇，在各項政府服務中適時采用新的技術，便利人民生產生活；為新技術、新產業創造健康寬松的創新環境，同時實施公平監管，保護消費者、投資者、從業人員等各利益相關方的合法權益。以出行為例，世界各國都遇到了一系列治理難題：網約車司機要符合什么資質？司機算不算打車平臺的雇員？公司要為他們交社保嗎？原來花了高價買牌照的出租車司機怎么辦？APP 應該記錄乘客行蹤多久？數據保存在哪里？數據保存多久？警方能不能調取？通過什么程序調取？這幾年來官司不斷。未來要實現無人駕駛，各國面臨的治理難題會更多、更復雜。政府、學術界都需要行動起來，為當下和未來的此類治理難題尋找答案。
技術總是雙刃劍。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在便利人民生活、推動經濟增長、為社會進步提供無數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極高的經濟社會風險。計算機和互聯網剛剛開始普及時，問題還只是一部分人搭不上數字化快車，被甩在數字鴻溝的另一邊；近年來，隨著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的日益成熟，經濟社會風險也呈幾何級數地增長。根據世界銀行 2016 年的《世界發展報告》分析，主要風險有三種。
一是巨頭壟斷、扼殺創新。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特別是后兩者，具有明顯的規模效應，極低的邊際成本造就了各種數字經濟平臺。但如果工商業環境抑制競爭，就可能導致市場力量的過度集中，滋生壟斷，阻礙未來創新潛力。
各個國家都難以避免這樣的壟斷問題。中國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美國的科技巨頭們，包括蘋果、谷歌、亞馬遜、臉書等等，都在多個國家面臨反壟斷的調查和訴訟。在美國，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認為應該拆分這些巨頭。新興市場也不例外，就連肯尼亞的 M-Pesa 也因抵制其他服務商進入而飽受批評。在各國的監管壓力下，巨頭們略有收斂，例如前幾天，蘋果宣布應用商店將向第三方支付開放。但總體來說，各類反壟斷調查和訴訟曠日持久，但治理效果如何難以預見。而互聯網特別是數字平臺的天然壟斷性，“羊毛出在豬身上”的免費商業模式、算法的不透明性等等特點，更使得同時達成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激發創新創造活力、維護各方合法利益等多項治理目標難上加難。
二是急劇惡化的失業和貧富差距問題。一方面，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內創造了數以百計的億萬富翁和數以萬計的高收入群體；另一方面，參與了相關產業的普通勞動者，比如眾包產業的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騎手，只得到了與過去相當或略高的收入。當傳統產業經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改造后，大量生產環節、交易環節消失，或改由機器完成，因此失去工作的勞動者并不具備新興行業、新興崗位所需的技能。勞動市場因此呈兩極化或“空心化”，高技能與低技能崗位的就業比例提高，而中等技能崗位的就業率下降（中國暫時是個例外）。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持續降低，資本收益份額則持續增高。
過去一年里，全球獨角獸企業數量從不到 500 家猛增到 700 多家。另一方面，新興技術帶來的失業現狀和前景，在美國（早在疫情之前）已率先暴露無遺，嚴重到競選美國總統的楊安澤認為失業問題無法解決，只能由政府給全民發錢。在美國這樣一個反對“大政府”的社會里，楊安澤這個政治素人僅僅憑著這一條主張，得到了 4% 以上的支持。這表明美國政治精英已經難以解決伴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失業和貧富懸殊問題了。在中國，為了“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我們必須研究、摸索出解決這一問題的“智慧中國”治理方案。
三是數據安全風險。新興技術帶來多少便利，就帶來多少安全風險。基礎設施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已使基礎設施可能遭受遠在天涯海角的毫不起眼的黑客攻擊。伊朗核設施遭震網病毒攻擊、美國水廠被加了數百倍的氫氧化鈉，都是明證。即使不考慮此類攻擊，僅是日常的數據采集、傳輸、存儲、利用過程本身，已經充滿了安全風險，小則泄露個人隱私，大則危及一國政局。對個人而言，大數據收集處理技術和開放共享的要求，弱化了用戶對個人信息的自決權力，多源數據匯聚降低了用戶隱私被惡意濫用的門檻，而用戶對此基本無能為力。對國家而言，數據是基礎性戰略資源，跨境數據不僅影響商業利益，也影響國家安全和國家競爭力。
僅以最表面的、普通人最易理解的社交媒體數據為例，在未施加特別監管措施時，數據的生產和傳播是高度受控于社交平臺本身的。如果擁有一切數據的社交平臺自身想要在關鍵時刻悄悄操縱民意，后果是不堪設想的。而臉書、推特的封禁和屏蔽政策使其直接介入了美國、尼日利亞、印度等國的國內政治。技術在給這些科技巨頭（Big Tech）帶來巨大成功的同時，也使其擁有了影響社會和國家安全的權力。而究竟采取什么樣的治理手段才能有效監管，規避個人、企業和國家所面臨的巨大風險，這是我們在社會治理中要重點研究的問題。
以上三者，僅系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和產業發展過程中伴生無數風險的代表。要解決每一個風險問題，都需要利用多門理、工、社會和人文學科范式和知識體系，開展緊密合作?！爸腔壑袊鄙鐣卫硭媾R的研究任務空前重大、空前復雜。
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總的趨勢是“東升西降”，與此同時，中華民族迎來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建設“智慧中國”契合了多重趨勢和現實需要，要研究的問題也很多，需要政府、企業、高校、社會智庫等各方共同合作，努力探索，不斷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加以豐富、完善，推動“智慧中國”行穩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