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影響廣泛深遠,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化。為遏制中國經濟發展并在下一次科技變革中占得先機,美國加緊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不斷加大對華為公司、抖音軟件海外版 TikTok 的制裁力度。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實施的“退群”、增加關稅、鼓勵制造業回流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使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加大了經濟對外交流的風險與阻力。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抉擇。我國要在“大循環為主、雙循環共進”的新發展格局中有所擔當和作為,就要明晰相關邏輯與意義,了解面臨的挑戰并做好充分的應對準備。
我們應當清晰地認識到,隨著外部環境變化,我國積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符合我國“三長兩短”現實特點的戰略部署,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與創新性。
一是我國擁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長板”。一方面,能夠充分發揮政府與市場的作用,有效調動和組織各類要素資源,保證新發展格局更加穩定推進。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運用市場手段聚集資源和力量,通過市場機制解決問題,利用市場力量推動國內大循環長久、良好運行;利用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獨特優勢,為市場機制的良好運行提供政策與制度保障,引導國內國際雙循環按照既定目標有序推進。另一方面,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使新發展格局具備創新動力。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有助于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是保證國內大循環穩定運行的“壓艙石”;堅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保障各經濟主體的利益,有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國內大循環注入強大動力。
二是我國擁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市場“長板”。一方面,廣闊的市場空間為建立新發展格局提供更多發展潛力。從經濟總量看,2010 年我國 GDP 超過日本穩居世界第二位,2019 年我國 GDP 總值達 99.09 萬億元,相當于美國的 67%,約為日本的 2.82 倍;從消費潛力看,我國擁有 1 億多市場主體和 14 億多人口形成的超大規模的內需市場,同時我國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投資需求潛力巨大,將為打造國內大循環提供強勁動能。另一方面,合理的區域經濟格局使新發展格局具備更大的戰略回旋空間。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等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持續向縱深推進,形成“北有京津冀,東有長三角,南有粵港澳,西有成渝”的區域發展格局,呈現多點開花、多頭并進的發展趨勢,成為我國重要增長極和動力源,從而為構建高質量內循環體系和拓展外循環空間提供有效助力。
三是我國擁有完備工業生產體系的供給“長板”。一方面,完整的產業鏈供應鏈使新發展格局更加穩定。我國 41 個工業大類、207 個工業中類、666 個工業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能夠自主生產所有產品;疫情期間完備的上下游產業配套能力為口罩產能的迅速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撐,再次證明制造業對國家特別是大國發展和安全的重要意義,也側面表明我國具備構建國內大循環的堅實產業基礎。另一方面,復雜的層級結構使新發展格局更加完善。我國已經形成了層級多樣、結構復雜、功能完備的經濟社會形態,表現為各地區發展階段與支柱產業各不相同,工業體系相對完整、基本覆蓋高中低端產業的各個環節,城鄉社會結構相互補充等;這些層級結構是完整經濟形態的必備要素,有助于我國構建體系更完備、結構更合理、分工更細化的循環體系,從而促進國內大循環的順暢運轉。
四是我國存在核心技術發展亟待加強的科技“短板”。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當前,我國存在科技創新頂層設計有待完善、創新生態培育滯后、部分產業仍處于價值鏈中低端或附加值較低、關鍵核心技術存在被外國“卡脖子”等問題。構建新發展格局,不僅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更要讓經濟在循環發展中持續增長。而推進科技創新、加強技術攻關則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國正在積極開展數字化轉型,推動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同傳統產業深度融合,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機遇,大力發展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未來核心技術的發展突破將重構國際合作新形式,實現數字全球化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這也是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考量。在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制造業增加值率和制造業乘數效應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 仍處于全球制造業第三梯隊,主要是中低端制造。而美國則處于第一梯隊,主導全球制造業創新中心,是現有全球制造業分工體系的主導者和主要利益獲得者。歐盟和日本是第二梯隊,主要在高端制造領域占有優勢。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要統籌推進補齊短板和鍛造長板,針對產業薄弱環節,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盡快解決一批“卡脖子”問題,在產業優勢領域精耕細作,搞出更多獨門絕技。要實施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打牢基礎零部件、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等基礎。要加強頂層設計、應用牽引、整機帶動,強化共性技術供給,深入實施質量提升行動。
五是我國存在資源能源缺口較大的動能“短板”。區域內資源能源的穩步循環和充足保證是促進區域性經濟發展的基礎,且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資源能源安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顯。資源方面,在 45 種主要礦產資源中,我國有 25 種礦產資源存在對外依存度較高(50%以上)的問題,如鐵礦石對外依存度為 83%,今年可能進口 11.5 億噸,價格波動劇烈;銅消費量達到 1000 萬噸,占世界總消費量 40% 左右,自產礦山銅僅有 154 萬噸。糧食進口相當于 9 億畝耕地,要開展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立志打一場種業翻身仗?!暗退?、高難度、緊平衡、弱安全”(王宏廣)。能源方面,我國能源結構總體呈現多煤少油缺氣、非化石能源占比較高的特點,存在碳排放壓力大、石油對外依存度高、資源地和運輸通道風險等問題。原油對外依存度超過 80%,50% 靠中東,80% 以上靠海上運輸,難以擺脫原油地和運輸通道雙重風險。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近 50%。而形成國內大循環,資源能源獨立是必要條件之一。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國正在積極開展培育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實行多元化的進口戰略,加強戰略儲備能力;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減少匯率波動影響等一系列舉措。這也契合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求,并為未來落地提供了重要保障。
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變革,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都會存在一些目前難以準確預知和把控的變數,給發展中的我國帶來潛在的壓力和挑戰。一是我國的對外開放變數加大。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提出正處于我國謀劃“十四五”發展時期,將是我國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并進行戰略性布局的關鍵時期。由于疫情后西方國家“去中國化”力量更加凸顯,產業鏈外遷壓力進一步增大,西方國家對我國技術和投資限制不斷增強,壓縮我國全面開放和發展的空間,將影響我國對外開放的步伐。二是我國的創新發展壓力劇增。構建國內大循環需要在提升產業水平、技術水平的過程中找到面臨的瓶頸問題并進行全面突破,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與穩定性,保證關鍵時刻“不掉鏈子”。我國已擁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和龐大的市場空間,但仍存在科技創新能力與內循環要求不匹配、科研投入不足、創新型人才缺乏等問題,創新驅動發展面臨一定挑戰。三是我國的變革任務更加艱巨。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是簡單的“出口轉內銷”或“新時期的閉關鎖國”,而是未來發展的新模式和新格局,要擴大內需,加強數字經濟發展,加快產業重構速度,加大區域布局力度。這要求政府適應形勢變化,積極自我調整和主動變革探索,盡快建立健全經濟社會發展的中長期協調機制,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完善宏觀調控的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長期均衡。
根據經濟發展規律和發達國家經驗,未來出口在我國 GDP 中的占比會逐步降低,中國經濟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是發展的必然選擇。構建新發展格局有利于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有利于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對于我們來說,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在一些關鍵點上發力見效,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在這個過程中,重點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要探索建立舉國體制 3.0 版。中國的舉國體制 1.0 版是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舉國體制 2.0 版是改革開放以來的 40 年,我國通過宏觀調控度過了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我們要在當前基礎上探索建立舉國體制 3.0 版,包括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作用,讓市場機制和舉國體制不斷融合;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為市場主體、科研主體發揮主動創新能力創造條件;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要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堅持戰略性需求導向,確定科技創新方向和重點,著力解決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難題。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發揮好重要院所高校國家隊作用,推動科研力量優化配置和資源共享。要抓緊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重點布局一批基礎學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建設國際和區域科技創新中心。要發揮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支持領軍企業組建創新聯合體,帶動中小企業創新活動。要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要加快國內人才培養,使更多青年優秀人才脫穎而出。要完善激勵機制和科技評價機制,落實好攻關任務“揭榜掛帥”等機制。要規范科技倫理,樹立良好學風和作風,引導科研人員專心致志、扎實進??;堅持改革開放的國策,進一步加強對開放創新的重視和對國際規則的遵循;不能丟失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新環境下積極探索集中力量的方式方法。
二是要突出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強。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面對國內外環境的新變化,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牢牢把握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堅持創新引領發展,做好頂層設計、完善體制機制,在資金、資源等方面給予針對性支持,更好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堅持戰略性需求導向,盡快確定科技創新方向和重點,著力解決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難題;持續加強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守正創新、開拓創新,補齊短板和鍛造長板,針對產業薄弱環節,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盡快解決一批“卡脖子”問題,在產業優勢領域精耕細作,搞出更多“獨門絕技”;優化經濟發展環境,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破除制約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藩籬,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探索更有實效的科技創新人才培養選拔模式,激發主觀能動性,完善科技成果轉化和激勵機制。
三是要深刻認識未來發展面臨的環境變化。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面臨的外部環境日趨錯綜復雜。我國及時將前期具有很強外部依賴性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戰略調整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內生戰略,而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必須在合理引導消費、儲蓄、投資等方面進行有效制度安排。同時,要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增強底線意識和風險意識,善于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建立系統思維,發揚斗爭精神,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
四是要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現代化水平。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產業鏈供應鏈在關鍵時刻不能“掉鏈子”,必須著力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要加強頂層設計、應用牽引、整機帶動,強化共性技術供給,深入實施質量提升行動,從制度、組織和機制上做好總體安排,把增強產業鏈韌性和競爭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補鏈、強鏈、延鏈”的過程中,要堅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類施策地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發展,提前制定應急預案,提高應急處理能力;持續鞏固提升我國擁有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優勢,進一步優化全產業鏈發展布局,更好挖掘產業結構梯次轉移的空間潛力,科學制定區域空間布局規劃,健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機制,因地制宜,發揮比較優勢,優化生產力布局;鼓勵、支持企業優先使用國產設備和國產零部件,推動我國全產業鏈和供應鏈協調、有序、健康發展,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可控性;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充分利用好相關政府投資基金作用,聚焦高端芯片、工業軟件、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等領域,引導社會資本加大投入,推動產業化規?;l展,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升級;加強國際產業合作,運用互聯網思維推進產業鏈供應鏈創新,形成更具創造力、更高附加值、更先進的產業鏈供應鏈,從而助推新發展格局的形成。
五是要統籌好發展與安全并重的關系。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還要注重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維護我國經濟安全的必然之舉,也是以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同世界分享市場機遇、更好造福各國人民的中國貢獻。發展和安全互為條件、彼此支撐,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因此,構建新發展格局既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又是統籌發展和安全、將發展建立在安全基礎上的戰略考量。進入新發展階段,統籌發展和安全同構建新發展格局彼此呼應、相互支撐。統籌發展和安全,要求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高度重視統籌發展和安全。只有在發展和安全兩個方面同時發力,才能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部署落到實處。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多次強調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因此,本次會議的主題是非常有價值的。作為一個民間論壇,我們在這方面分擔責任、貢獻智慧、作出探索,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建言獻策,這正是莫干山會議精神的真正體現!
*本文系孔丹先生在第七屆全球深商大會的主旨演講。
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產業轉型顧問委員會副主席、高級經濟師,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現任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1984年加入中國光大集團,直至擔任中國光大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2000年至2006年,任中信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2006年至2010年,任中信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2014年8月至今,任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